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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宏觀調控的內在困境 |
| 時間：2010/7/27 |
宏觀政策改革終究還是應該讓總需求管理回到主要依靠價格參數調節手段的框架之下，把匯率、利率搞對，更多用市場兼容手段來進行總需求管理，使宏觀政策與改革和發展目標更好地兼容一致
反思宏觀調控工具的多樣化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是個短期問題，但政府選擇什么樣的方式調節總需求，和中國宏觀政策的設計方法，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短期問題，而是個制度問題。經濟學上講，宏觀政策的目標是盡量把總需求調節到和總供給大概均衡�？偣┙o能力擴張的問題是個長期的制度性問題，在中國則是關于改革開放的問題。而總需求管理是個短期問題，即如何保證一個經濟體的短期需求和它潛在的供給增長相一致。短期內如果總需求增長過快，宏觀經濟就會過熱，出現通貨膨脹，目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大概就是這樣。反之則會通貨緊縮，就業不足，經濟衰退。
通過梳理10年來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們能看到一個特點，就是中國在選擇宏觀對策的工具時，有相當大的相機抉擇的權力，和相當多樣化的選擇可能性。這樣一個模式有它的好處，即中國經濟還處在轉型過程中，選擇不同的方法可以比較務實的進行多種嘗試，不受教科書的限制。這個模式的問題在于，很多手段被貼上“宏觀調控”標簽后就可以放手實施，其中包括比較市場兼容的手段，也包括不同種類的干預市場手段，政府有關部門如果過于寬泛地選擇它認為便利的方式進行干預，就難免會影響甚至損害市場自身調節機制正常發揮功能，也會使得市場主體在建立對市場和政府行為一般規則穩定預期方面產生不利影響。所以我感到宏觀調控工具多樣化是值得反思和改進的。宏觀政策的架構如果沒有完善，即便政府想推動很多方向改革，也會面臨宏觀經濟不穩所帶來的諸多壓力和矛盾。
過去幾年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經常會出現宏觀干預微觀，為什么？因為宏觀穩定的問題不容回避，通貨膨脹一來就像房子著火一樣，利率、匯率這些手段不好用或者不愿意用，必然得啟用一些微觀干預手段。在政府覺得宏觀經濟失衡會危及經濟甚至社會穩定時，更可能選擇超常變異的政策工具。宏觀調控無疑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正常工具手段不能很好利用，那么政府宏調部門就會采用它能用的一切手段，雖然短期調控取得效果，然而又會妨礙機制的建立，導致短期問題纏住長期問題。應該說，這幾年一直有這種情況。
中國的宏觀調控具有非常強的中國特色，集中到一點就是多樣化選擇。“宏觀調控”（macro-adjustment and control）這個概念本身就具有中國特色，從經濟學一般原理角度看，宏觀政策基本內容表現為政府通過管理總需求調節宏觀經濟，大體可以表述為macro-management或macro-adjustment。至于macro-control則屬于我們特色內容，也跟計劃體制控制經濟的思維方式藕斷絲連。
今年以來政府這么忙，實際上在忙什么？房地產市場去年12月就有個很重要的4條，1月份出了個9條，然后又有個新10條，3個月發三道金牌。用孫冶方老師的話說，這叫抬牛腿不牽牛鼻子。牛鼻子是利率政策、貨幣政策，但貨幣政策由于有匯率政策擋著不好用，于是抬牛腿，這只腿抬起來那只腿還得抬，一個個抬，抬起來挪步還不方便，所以政府就非常忙。
中國經濟增長的五個宏觀特點
我們先看這幾年來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運行呈現出了哪些特點，這對于我們理解宏觀政策問題非常有必要。我認為有這么幾個特點：
1、單位勞動生產率在快速追趕，這是非常基礎性的演變。這意味著匯率體制要有足夠彈性，允許匯率水平也隨之調整。
2、資本回報率持續增長，推動投資高速增長。任何一個快速追趕的國家一定要快速投資，并且我國投資較快增長的根本原因并非制度扭曲，而是在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和規律客觀需要背景下，較高投資回報推動的投資增長。
3、“增量大國”的地位凸顯，中國經濟規模“塊頭”大，導致它快速增長的過程中，需求密集的領域對全球的需求影響特別大，比如鋼鐵以及其他基礎資源性產品。大宗商品漲價和波動，我國國內總需求波動是最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因而輸入型通貨膨脹對我們這樣增量大國最不適用。
4、匯改滯后伴隨順差性外部失衡局面，經濟增長快同時保持順差快速增長，說明中國現階段增長能力超強。過去幾年中國的增長一直很快，貿易依然順差，說明大國生產率快速追趕特定階段，經濟增長具有強大內生能力。
5、宏觀經濟運行呈現總需求偏強的主導形態，總需求很強導致通貨膨脹，但通脹又有四快四慢的結構性特點：進口產品價格漲得比較快，而出口產品漲得比較慢；資產價格漲得較快，商品價格較慢；農產品價格較快，制成品較慢；投資品快，消費品慢。從上述經驗看，把通脹經驗表現完全歸結為CPI（消費者價格指數）表現顯然存在局限，有專家提出用“居民消費和投資指數”來替代CPI，并把房價適度納入這個新的指數，并作為通脹的經驗指標，在分析邏輯上可能更有道理。
調控組合拳的特色邏輯
我們再結合這些特點看這些年的宏觀政策�？傮w說來，新世紀的最初10年，我國大體經歷了“走出通貨緊縮”、“應對偏熱通脹”和“大幅V型波動”幾個時期，宏觀調控政策也相應發生著調整演變。2000—2002年，宏觀經濟偏冷，政府實行了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2003—2004年經濟過熱，經過鐵本等一系列宏觀措施，把過熱勢頭打下來；到2005年以后又出現更為明顯的經濟偏熱和通脹形勢，并引發新一輪更為廣泛的緊縮性調控；到2008年碰到全球金融危機，政府出臺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到2009年上半年，我們看到總需求V型回升，伴隨著通脹預期壓力。去年夏秋特別是今年以來，宏觀政策在基本方針表述上維持積極、擴張表述，然而實際操作早已逐步反向調整，可以看做是“中國式部分退出”過程。“部分退出”時實施的多方面收縮性政策，使得最近幾個月宏觀經濟在V型回升后再度回落，呈現某些偏弱表現。
很有意思的是，你會發現，這10年中國的宏觀政策在應對經濟偏冷的時候，它的方法與教科書還比較接近，基本措施大體包括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等。我們實施刺激經濟時候，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實，雷厲風行。但是面臨宏觀“治熱”時情況會較大程度不同了。我們提出退出刺激政策方針表述一般更為審慎，甚至有些滯后。緊縮貨幣政策采用利率手段比較優先，財政政策退出比較慢。如2004年治理鐵本時，宏觀偏熱早已是共識，然而到2005年積極刺激財政政策才全面退出。從具體過程看，2004年7月開始有關部門召集經濟學家開會研究退出，10月份又開會討論，專家普遍認為世紀之交積極財政政策應該盡早退出。有關部門到年底又召開外國專家會議，外國專家也建議盡快退出。最后到2005年3月“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里才正式退出積極財政政策。
匯率方面，到2005年經濟已經過熱了，匯率還在貶值，貿易順差不斷增加，2005年貿易順差增加了兩倍，一直到2005年7月才退出盯住匯率制。治理經濟過熱時調控手段更為多樣化，不僅包括貨幣政策、匯率、財政政策等市場經濟通常利用工具，還包括銀行監管、產業政策、產能過剩治理、土地政策、房地產部門調控等等各種各樣措施。梳理新世紀以來有關政策實踐，至少可以列舉出24種緊縮性宏觀調控工具（見附表）。
比如土地政策，2004年宏觀調控是曾經實行過建設用地3個月暫停緊急措施，是當時緊縮性宏觀政策重要舉措之一。當時到地方調研，各地企業和官員“哇哇叫”，投資項目等地干著急，業內把這類措施稱作“土地水龍頭”或“地根”調控。金融監管首要目標本是防范風險，應主要屬于長期制度性建設范疇議程，宏觀調控則是短期周期性的事情，實際上在我國特殊環境下，在宏觀調控高潮時期金融監管實際總是把宏觀調控目標放在優先地位。這些政策工具對于達到特定時期目標確有效果，然而也會因為“長期工具短期利用”派生深層問題。
房地產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發揮關鍵作用，并且隨著宏觀周期演變急促演變。2005年房地產市場的“前國8條”和“后國8條”，1個月出兩個文件控制房市。去年5月份我們還在鼓勵房地產，4月底還把房地產開發商自有資本金比例從35%降到20%。為什么？因為當時學界比較流行的觀點是認為宏觀經濟和房地產業回升不穩，需要進一步在刺激政策方面“添柴加火”。實際情況是，在去年信貸超常擴張驅動下，房地產快速回升帶動房價飆升，迫使決策層年底開始轉而抑制房地產需求和價格，去年12月到今年4月房地產調控“三道金牌”， 頻率之高和節奏之快堪稱罕見，具體調控范圍和嚴厲尺度也超乎尋常。
2008年宏觀經濟不好的時候證監會關閉了IPO窗口，2009年上半年經濟V型回升推動股市反彈，有關部門加快重啟IPO速度，并在重啟后增加IPO數量和融資規模，IPO一定程度調節股市和宏觀過熱的手段。信貸數量控制也是具有特色緊縮方式，1998年政府有關部門曾宣布不用信貸控制這種非市場化的手段，轉而對銀行進行資產負債表管理、風險管理和資本充足率管理。然而真到宏觀經濟過熱時，數量控制手段又重新派上用場。
新時期宏觀調控的又一特點，是通過治理產能過剩進行宏觀調控，實際上是采用部門性管制或產業政策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比較常見做法是在治理產能過剩題目下采用各種投資限制措施，比如針對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等被認定存在產能過剩行業，采用投資核準審批，3年不上新項目等手段限制投資。實際上從經驗研究角度看，如何認識經濟追趕時期產能過剩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問題，治理產能過剩政策對一些部門長期存在嚴重產能過剩判斷并不準確，在超越環保、排放等功能性監管之外限制投資是否合理也有待探討。治理產能過剩產業政策變成宏觀政策工具，突出反應在正常宏觀工具因為體制原因利用受限制條件下，采用非市場性調控手段面臨的內在矛盾。另外在特殊情況下，還可能采取直接查處大案方式助推宏觀調控，也可能通過直接價格干預方式進行調控，這些措施無疑更有特色。
這幾年宏觀調控存在一個問題，是參數調節工具利用受到太多限制，一個是利率，另一個是匯率。比較中國和十幾個主要經濟體過去10年利率調節相對頻率和幅度，在全球除了日本我們是最小的。但在這十幾個國家中，我國通貨膨脹率即便用CPI衡量也是除了印度、巴西和俄國外最高。通脹變動較大，利率變化較小，利率工具利用相對呆滯。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匯率擋住了利率，也就是宋國青教授2004年闡述的“車馬效應”結果。因為常規貨幣政策不便利用，數量性、部門性、行政性工具就要上來。
歸結起來，目前宏觀調控面臨內在矛盾是，因為匯率要維持穩定，所以經濟偏熱時不便調外需，只能壓內需；內需包括消費和投資，壓內需不能壓消費只好壓投資；調投資又不能有效利用利率等常規參數工具，只好用產業政策。結果難免出現宏觀干預微觀，以致一定程度派生所有制歧視、國進民退等一系列問題。
宏觀政策改革終究還是應該回到一個價格參數調節的框架之下，把匯率、利率搞對，用市場兼容的手段來調節，來改變宏觀調控的困境，使得宏觀調控的政策與改革和發展的目標更好的兼容。
�。ūR鋒：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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