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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解析鄂爾多斯財富故事 |
| 時間：2010/5/21 |
飛機經過一陣劇烈顛簸終于降落在了鄂爾多斯機場。我們走下舷梯，腳下踩著的土地正是中國最大的煤炭富集區的核心地帶。這條煤炭帶東起陜西榆林，然后一路向北，經神木、大柳塔，過陜蒙邊界，跨越烏蘭木倫河到內蒙古上灣，折向西縱貫鄂爾多斯全境，直達與阿拉善交界的烏海。幾百公里的狹長區域，是我國最重要的能源走廊。
在鄂爾多斯8.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48%是無法居住的沙漠，而70%的地層下，都埋藏著煤礦。已探明儲量1676億多噸，預計儲量近1萬億噸，約占全國總儲量的1/6。每天，全國煤炭所需總量的1/8就來自鄂爾多斯。除此之外還有7504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約占全國總探明儲量的31.8%。我們每向前走一步，腳下都是財富。
所謂羊(羊絨)煤(煤炭)土(高嶺土)氣(天然氣)構成了鄂爾多斯富足的資源體系。如同大風堆起沙丘，中國經濟大氣候使鄂爾多斯迅速崛起，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積累起了巨大的財富。那些埋藏在地下已經億萬年的黑色礦產，從未像今天這么值錢。在2005到2009年的4年中，它直接推動了鄂爾多斯的發展奇跡——GDP與財政收入都翻了近兩番。GDP從2005年的550億元增長到2009年的2100億元；而財政收入，2005年只有93億元，2009年增長為365.8億元。如果再將時間推至2000年，我們驚奇地發現，鄂爾多斯的經濟總量是在以9年14倍的速度膨脹。
也許在5年之后，這座城市的人均GDP真的可以超越“東方之珠”、亞洲的金融中心——香港。
財富的快速聚集，使鄂爾多斯處于劇烈的突變之中。所有的變化都是以躍進的方式運行，而非循序漸進。新城市、新產業、新經濟模式、新需求、新富階層與新生活方式，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有趣的社會圖景。充裕的資本在這塊土地上左沖右突，尋求出路。財富之外衣下，是一場深刻而劇烈的社會變遷。
由此，鄂爾多斯講述了一個特殊的中國故事，她甚至顛覆了我們以往30年延續的梯度發展理論，形成了一個“反梯度”的案例。
事實上，鄂爾多斯的財富故事并非坐擁富礦那么簡單。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積累后，如何使用財富、駕馭財富，就成為政府與“煤老板”們共同面臨的問題。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概括，叫做“資源詛咒”，指的是過分依賴資源，反而限制經濟的發展。初級資源型產業的大規模發展，導致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科技能力的提升受到限制。在某種意義上，破除“資源詛咒”即是對自身生存模式的革命甚至顛覆。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
財富裹挾著鄂爾多斯前進，同時也使她具有了冷靜取舍的機會與議價能力。而這種自由度和可能性，恰恰是當下中國眾多城市所不具備的。■
鄂爾多斯：財富背后的邏輯
煤炭為鄂爾多斯帶來了第一桶金，創造了第一批富人。這座沙漠中的城市如同坐上了火箭，飛速發展。如果將這一巨變僅僅歸結于能源價值的重新發現，則過于簡單。
財富改變了鄂爾多斯的發展軌跡，也帶來了重新選擇的機會。
主筆◎李偉
城市化運動
透過我住的酒店的窗子，可以看到竣工不久的鄂爾多斯大劇院。
大劇院的設計靈感，源于蒙古族男女的頭飾造型，兩組之間以連續曲墻相連接，既具有強烈的動感，又體現出濃郁的民族歌舞特色。劇院中包括1420座的大劇場、730座的音樂廳、128座及169座數字電影廳各一個。并安裝了最先進的英國哈克尼斯超巨型背投高清屏幕。
傍晚時分，有著沙漠顏色的外立面、鑲嵌著寶藍色玻璃的大劇院，在夕陽的映照下，如同嫵媚的蒙古新娘。
康巴什，蒙語的意思就是康師傅。5年多前，這里還是毛烏素沙地邊緣的小村子，人口只有1400人。而現在，一座面積超過32平方公里的新城，如魔法般從沙漠中生長出來。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是城市中心廣場的主題，那座造型獨特的大劇院不過是周邊7座現代建筑之一。
廣場北側是一組名為《聞名世界》的青銅雕像，用銅480多噸，共分為5個部分，反映了成吉思汗從出生到征戰四方的歷程。其中一座名為《海納百川》雕塑，反映了成吉思汗招賢納士重用各民族人才的故事，道士造型的人物應該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丘處機。
廣場的南側排列著大劇院、博物館、文化藝術中心、圖書館等公共建筑。博物館的設計造型取材于鄂爾多斯地方特有的紅砂巖的結構造型，像一塊不規則的蜂窩巖石。紫紅的外立面與對面大劇院的黃沙色，遙相呼應。
圖書館的外形就像三本立著的書本，分別代表著蒙古族三大歷史典籍：《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和《蒙古黃金史》。會展中心在造型設計中融入了多種體現蒙元文化的符號和元素，入口會堂是個蒙古包造型，后面的一個大會堂和三個大展廳是馬鞍造型。
一個大時代的到來，城市和建筑往往與其互為表里。凝重悲壯的成吉思汗雕塑群代表著鄂爾多斯的歷史；而廣場另一端，鋒芒畢露的現代建派筑群則象征著一段毫無規則的新歷程。強勁的西北風掠過鄂爾多斯高原，粗糲的沙子撲打在綺麗而龐大的建筑上，那種感受異常奇妙——歷史的變遷似乎全無過渡，無從緩沖，鐵馬金戈的大汗時代與現代文明只隔了一條幾十米寬的馬路。所謂崛起，就如同當年的蒙古鐵騎，撲面而來，只爭朝夕。
康巴什新城的建造源于2004年，它與附近伊金霍洛旗的阿勒騰席熱鎮、東勝老區互為犄角，共同構成鄂爾多斯的核心城區，控制面積100多平方公里。
經濟的跳躍式發展，需要更多的工業園區，更大的城市，更寬的道路，更充裕的水源。在這種背景下，老城區東勝不堪重負。
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曾涵上世紀80年開始工作。“那時候東勝很小，只有4萬人口，有句順口溜說東勝是‘兩條街、一條狗、一個警察、一只猴’。”曾涵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在當時，缺水問題就已非常嚴重，“每天只能一早一晚放點水”。
東勝區已經從4萬人膨脹到80萬人，水資源更加緊張。這里周邊多為丘陵溝壑地形，擴展開發成本較高，難以承載全市今后經濟增長。這時候，距離東勝20多公里的康巴什就進入了新城區的選址方案中。這里鄰近烏蘭木倫河，是一片平整的荒地，開發成本低。同時與老城東勝保持了較大的距離，為未來的發展預留了空間。按照規劃，東勝、康巴什與阿勒騰席熱鎮將成為鄂爾多斯的中心城區，未來總共容納130萬左右的人口。
2006年大部分政府機關搬到了康巴什的辦公樓中，市委書記杜梓已經把家搬了過來，春節就是在康巴什度過，而非呼和浩特。中午公務員餐廳議論最多的話題就是裝修，隨著公務員小區落成，更多的政府人員也將搬家。
目前康巴什人口約2.8萬人。按照規劃到2020年，新區人口將達到30萬。隨著康巴什華泰汽車生產線的逐步完工，20多個配套企業也將陸續入住，僅這個項目就可帶來2.2萬個就業崗位，約10萬定居人口。在鄂爾多斯8.7萬平方公里中，約50%為生態保護區，禁止開發，每年都有10萬左右的農牧民遷入城鎮。未來，鄂爾多斯的總城市人口將達到130萬左右，城市化率將超過80%。
空間的拓展反映了城市的變遷，只不過這種變化以“突進”的形態展開，而非人們所習以為常的“漸進”。十幾個工業園區分布在沙漠綠洲上，已經形成規模，在某些村鎮甚至出現了四星級的酒店，享受五星級的服務。
烏蘭木倫河畔正在興建鄂爾多斯的金融CBD。“我們的GDP已經超過了西安市，為什么不能爭取成為西北地區的金融中心呢？”鄂爾多斯市金融辦公室主任孫建平接受本刊采訪時說。
狂飆時代
康巴什的崛起與一個狂飆時代同步。
就在新城破土動工的2004年，煤炭的坑口價終于從20元漲到了40元。這一年，鄂爾多斯GDP達到了380億元，人均2.6萬元，超過了全國和全自治區的平均水平。從此以后，隨著資源價格的一路飆升，鄂爾多斯的GDP也坐上了電梯，到2009年達到了2100億元，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而支撐這個數據的不過是160萬鄂爾多斯人。
去年12月，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連輯在第八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宣布，鄂爾多斯的人均GDP將超過香港。但這條“未來時”的信息后來被誤讀為“完成時”。2009年香港人均GDP折合人民幣約為20.5萬元，比鄂爾多斯尚多出6萬元。
事實上，完整的表述應該是，5年內鄂爾多斯的人均GDP將超過香港。一個中國西部沙漠中的城市，她創造財富的能力將有可能與香港比肩。而后者，作為東方之珠、亞洲金融中心，是中國城市仰望30年的經濟制高點。
2006年，劉宇東來到了鄂爾多斯，此前他在北京經營著自己的咨詢顧問公司。他的一位大客戶是鄂爾多斯老板，當他第二次來到這里時，就決定接受甲方的招安，成為老板旗下路橋公司的副總經理。“到處都在施工，修路、蓋樓，興建廠房，我感到到處都是機會。”劉宇東說。
2005年，鄂爾多斯煤炭產量只有1.17億噸，到2009年則達到了3.3億噸。在4年的時間里，產量增長了近兩倍，而價格則增長了7～8倍。煤礦的規模不斷擴大，從幾萬噸到上千萬噸，大型機械代替了人工采掘。每天有超過10萬輛重型卡車奔波在鄂爾多斯到包頭的公路上。煤炭從鄂爾多斯的土地下挖出，在100公里外的包頭裝上火車，沿著鐵路運到秦皇島裝入海輪，再經渤海、黃海、東海進入長江口，輸送到東部工業基地。另有20%的煤炭，就地轉化為電力或者甲醇、二甲醚、烯烴等工業原料，甚至成為柴油和汽油。重化工業、裝備制造業正在成為這里的支柱產業。
發電廠、化工廠、大型機械廠、汽車生產線也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從2007到2009年，固定資產投資超過了3000億元。
2007年，鄂爾多斯機場建成使用。此前，劉宇東一直在包頭下飛機再轉乘大巴。“起初，一架航班只有十幾個乘客，有時候還沒乘務員多。”劉宇東說，“但很快，飛機就被填滿，而且從不打折。”大量的冒險家、投資客涌入淘金，同時本地的富人們成群結隊地前往大城市消費、置業。短短的兩年多時間，一座航站樓已經不堪重負，第二座航站樓的修建已提上日程。
財富如同落入沙漠中的雨水，迅速進入到每一個社會細胞之中。布日都梁是鄂爾多斯市郊著名的原生態羊肉餐飲聚集地，鄂爾多斯人的夜生活常常從這里開始。但享受快樂的不僅是食客，從布日都梁到市區的公路上，灑落著大小不一的煤塊，沿途不斷閃過拖著板車撿拾煤塊的農牧民。據司機介紹，這些人平時光靠撿煤塊就能生存，有些人一個晚上竟能拉回一噸。
這座城市有1800輛出租車，但是通過路虎旗艦店賣出去的越野車就超過了2000輛。在東勝鐵西新區，到處都能看到洗車行。在每個洗車行門前，總會看到價值百萬元的豪車在排隊洗車。50元一次的洗車價格絲毫阻擋不了洗車的熱情。
高檔餐飲業的繁榮順應自然。鮑參肚翅是高檔酒樓的標配，而且價格更高。“開車去包頭吃飯也要比鄂爾多斯便宜很多。”劉宇東說。食客的口味也愈加挑剔，酒店的總廚更換頻繁。我們所居住的酒店與一家香港餐飲集團合作，專門請來了香港師傅料理鮑魚。每天早餐時，都有操著粵語的廚師，在一旁觀察食客的口味。高端服務業人才炙手可熱，這家酒店的餐飲負責人剛剛被另一家煤老板開的飯店挖走，身價是50萬元的年薪外加一輛奧迪車。
“黑金”沉浮
2005年以前，煤礦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礦主、技術員或挖煤工，而是廚師。礦上有一位能燒得一鍋好羊肉的廚師至關重要，這樣就可以吸引往來的貨車司機，把煤賣出去。“好吃好喝，往往還要買5噸，送5噸。”鄂爾多斯煤炭局辦公室主任郝建軍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在大部分的時間里，鄂爾多斯人腳下的煤礦根本不值錢。
鄂爾多斯煤炭業的發展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緒年間，到上世紀50年代初全市只有十幾處小煤礦。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由新華社發出的有關本地區發現巨大煤海的信息后，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鄂爾多斯依舊寂寂無名。中央大型企業更多選擇了山西與東北作為能源基地，規模化開采。因為這兩個地區距離工業中心更近，交通也更便利。
“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了‘有水快流、大中小并舉’的發展策略，地方民營煤礦開始大量出現。”郝建軍回顧說。但當時煤礦規模很小，大的也只有十幾萬噸，大量由私人投資的鄉鎮煤礦是開采主體。地方政府難以爭取到中央大企業的進駐，更多的是鼓勵本地企業發展。本地煤炭巨頭伊泰集團董事長張雙旺，就是在80年代后期，放棄副處長的職位下海創業。他從政府借款5萬元，從銀行貸款30萬元，帶領30名冗員自謀出路。而政府唯一指望的就是，他能夠把5萬元借款還上，并且把政府分流人員養活。
這種相對落后的發展狀態，形成一段時間內的央企真空。反倒使鄂爾多斯的私營煤炭企業勢力強大，后期改制也更加徹底。并陸續培育出了伊泰、億利、伊東、匯能、烏蘭、滿世等地方大型礦企。這是與山西中央企業主導的產業格局有較大不同，使得此后鄂爾多斯財富的民間化程度也更高。“2009年全市產煤3.3億噸，其中2.1億噸是本地民營企業開采的，只有1.2億噸由央企神華集團開采。”郝建軍說。
但是，煤炭的價值并沒有那么快顯現。2000年時，鄂爾多斯GDP僅150億元，是現在的7%。地方財政收入更不可同日而語，2001年只有18億元，相當于2009年的4.9%。
轉機出現在2005年。從2003年期中國經濟進入一輪爆發周期，尤其是以重工業、重化工業為代表的二次工業化發展迅速，對能源需求日益強烈。東部城市拉閘限電嚴重。2003年底，煤炭價格開始上漲。2004年，鄂爾多斯本地坑口價從長期的20元左右，漲到了40元。
鄂爾多斯人腳下的黑煤開始變成“黑金”。“但大多數本地人對此無所察覺。”郝建軍說，“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就發財了。”郝建軍還記得，2005年初煤炭局做計劃時，把每噸100元的價格作為當年的“奮斗目標”。
這年初，大量的南方人來到鄂爾多斯收購煤礦，他們提前看到了能源價格上漲的趨勢。“北部普通煤礦一下子可以賣幾百萬元，南部精煤區的礦甚至可以賣到2000萬元。鄂爾多斯人祖祖輩輩都沒見過這么多錢，大量本地人就在這個時候把礦賣掉了。”郝建軍說。
整個2005年都充滿了投機與暴富的氣息。從年初到年底，煤礦被層層炒賣，不斷倒手，增值了10倍。“南部精煤區的礦都賣到了上億元，礦主更換頻繁。”郝建軍說，“我們下到礦里去，隔了十幾天礦主就不認識了。”一個個暴富神話被口耳相傳不斷放大。
“他們買到礦后，不會加大投入，就是賺一點現實利益，然后等待下一個買家的到來。但對地方經濟來說，更需要正規的行業和企業，需要長遠規范化的發展。”郝建軍說，“在這種情況下，搞煤礦不是做實業，而是投機游戲，根本無法擴大生產，提高功效，提高安全水平。”
另一方面，政府也已經看到，經濟景氣周期到來，煤炭價格進入了上升通道，只有提高產量才能夠為地區帶來持續穩定的財富。于是鄂爾多斯政府做出一個超前而又大膽的決定，繼續對剩下了572家煤礦重組，淘汰落后產能，提高資源利用率，進行大范圍的技術改造，3年內完成整合攻堅戰。這項措施比相鄰的山西省早了4年。
而具體的做法就是，將產能小、地塊鄰近的煤礦進行整合重組，先重組后關閉再技改，小礦變大礦，落后變先進。“只有煤礦變大了，才有可能搞機械化，產量才能提升，資源利用率才能提高。”郝建軍說。產量提高了之后，隨著煤價攀升，煤礦才有可能成為地方的“現金牛”。也唯有如此，地方經濟與財政才能從煤價上漲中受益。
但500多座煤礦產權分散，屬于大大小小不同的礦主，整合難度極大。“最大的困難在于這種產權整合缺乏法律依據，小煤礦主為什么聽你的把股份合起來呢？”鄂爾多斯市選擇了另一種途徑，即以回采率為標準，撬動產權杠桿。按照原煤炭工業部的規定，煤炭企業的回采率必須達到75%以上，但在執行時打了很大的折扣。“我就拿這條規定來卡住礦主，達不到標準就關掉。實際上只有大煤礦，實行機械化生產才可以實現75%的回采率。”郝建軍說。
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原來的552座煤礦關閉了整整50%，只留下了276座。到2007年底，剩下的276座煤礦全部實現了正規化、機械化開采。與此同時，煤炭的財富效應開始在社會管道中逐級傳遞。
以煤礦征地為例，礦主必須與土地所有者進行單獨談判，根據不同的位置，逐級制定價格。如果是設計為井口或通風口的位置則價格極高，一個圓桌面大小的區域可以賣到20萬元。如被煤礦征地，一戶農牧民可得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土地款。
財富的增加，除了那些傳說中一夜暴富的發跡者，更體現在社會整體工資的提升。
井下工人的月收入在8000至1萬元或以上，視技術水平而定；井上工人收入為4000～5000元，小工包吃住每天100元。餐廳傳菜員的收入都能達到3000元。“我們公司請了一名打掃衛生的小時工，每天早上擦擦桌子，下午掃掃地，其他時間不在這里。每個月給她1800元。”一位地產開發商對我說。而大公司的中層們，掙著七八十萬元的年薪，開奧迪Q7上班。
用資源干什么
如果問一名鄂爾多斯官員，這座城市的發展模式是什么。他一定會告訴你：“依靠資源，而不依賴資源。”也許還會反問你：“資源條件、基礎設施比鄂爾多斯好的地方有很多，為什么偏偏是鄂爾多斯？”
無論公共財政還是個人財富，煤炭帶來了第一桶金，迅速完成了原始積累。那么接下來，財富該向何處去？能夠持續發展的路徑又是什么？
“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用煤發電，讓煤從空中走。”鄂爾多斯市發改委副主任張占林在接受采訪時說。鄂爾多斯交通很不方便，最近的鐵路大動脈是包蘭線，挖出來的煤不可能完全運出去，而且運費極其高昂。坑口200元/噸的煤炭，到了秦皇島，到岸價就為六七百元。郝建軍曾經在河南調研發現，本地煤價還在40元/噸的時候，河南已經可以賣到700元。
交通問題一直是鄂爾多斯煤炭發展的瓶頸，但也促使他們去想更多的辦法，發電就是其中之一。90年代后，鄂爾多斯修建了大量的坑口電站，現在裝機容量達到1070萬千瓦。曾經亞洲最大的火電廠——達拉特就是這一時期興建的。
但由于電網建設比較滯后，網絡容量有限，發出的電上不了網，目前鄂爾多斯市每年窩電300萬千瓦，占總裝機的30%。
煤是鄂爾多斯最優勢的資源，也是產業布局的起點。于是煤化工業就成為鄂爾多斯一個重要選擇。“我們一直希望煤的產業鏈能夠不斷延長，附加值不斷提高，而不僅僅是提供原材料，我們要使經濟增長由原料輸出型向轉化增值型轉變。”張占林說，“這是第一個轉型方向。”
目前已經廣泛引進的是煤制甲醇和二甲醚生產線。甲醇和二甲醚都是應用廣泛的化工原料。一噸甲醇可以賣3000多元，它的成本是2200元左右，比簡單的采掘煤礦利潤更高。“我們現在希望將煤化工的產業鏈再繼續延伸，引進煤制烯烴項目。”張占林說。而烯烴可以直接用來生產塑料等日常用品。從政府財政的角度看，產業鏈每向前延伸一步，產品就產生增值，而政府則增加稅收。
另一個被寄予厚望的則是煤制油項目。其中包括神華集團的世界第一條500萬噸煤直接液化生產線，以及伊泰集團國內第一條48萬噸煤間接液化生產線。
整個2009年，中國進口石油2.02億噸，占到需求總量的52%。被譽為“中國科威特”的鄂爾多斯煤海，最終能否擔起國家能源基地角色的關鍵，即在煤制油項目的進展。
在鄂爾多斯的伊金霍洛旗，神華集團的一期108萬噸煤制油生產線已經落成。這種通過高溫高壓加氫裂解使煤直接液化的技術，大概可以使3噸煤轉化為1噸油，同時大約需要10噸水。這里還擁有一項中國最大的碳捕集和儲存工程，旨在消除造成全球變暖的氣體。
而當地伊泰集團則選擇了間接煤制油的技術路線，一期中試18萬噸生產線已經出油成功。
如果這些技術聽起來過于復雜的話，那么經濟上的答案無疑更加簡明而直接。鄂爾多斯經委副主任王利民告訴我們，按照有關專家測算，當國際原油價格高于35美元/桶時，煤制油項目都有利可圖。
去年底，另一項鄂爾多斯煤化工的重點項目——煤制天然氣也已經敲定。當地匯能集團設計的合成天然氣16億立方米/年項目獲國家發改委批準，地點位于毛烏蘇沙漠邊緣的伊金霍洛旗，總投資超過88.7億元。
我們在伊金霍洛旗采訪時，宣傳部干部蘇瑞特地帶我們去參觀了一家煤炭機械的維修廠。寬大的廠房里停滿了挖掘機和液壓支架，這是兩種最常見的井下設備——由液壓支架撐起巷道，挖掘機在下面挖煤。“以前，鄂爾多斯沒有裝備制造業，這些機械都要用大板車拉到外地維修。”蘇瑞說。
盡管這是一家科技含量平平的企業，卻代表了鄂爾多斯產業布局的另一個方向——裝備制造業。“礦區重型卡車每年就要更換2萬輛。我們每年都需要大量的機械設備，為什么不就近生產呢。”王利民解釋說。
華泰汽車一期5萬輛生產線已經投產。汽車廠投產后，年銷售收入預計超過百億元，稅收超過10億元，將提供2000多個就業崗位。二期工程已于2006年8月開工，總投資70億元，年生產50萬輛新型轎車發動機，25萬輛整車，年銷售收入計劃達到505億元，稅收超過70億元，提供直接就業崗位7000多個。
本地企業恒信集團與浙江精工集團合作的重型卡車項目也已經立項上馬，今年將投產1萬輛卡車。這是鄂爾多斯第二個整車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招商引資采取了資源交換的方式。“按照自治區的規定，引進重要項目，每投資20億元可以配給1億噸的煤炭資源。”王利民說。這是一個極富吸引力的籌碼，如果1億噸煤炭，按照75%的回采率，可以得到7500萬噸煤，以200元坑口價計算，礦產資源的價值達到150億元。
但是對于外來的煤礦投資者，條件更加苛刻。規模是第一個門檻，要求露天礦達到300萬噸，井工礦120萬噸的標準，而且必須帶入有益于本地的其他項目；必須要有50%的煤炭就地轉化。也就是說，不僅要投資煤礦，還要投資相應的煤化工企業。“簡單地開礦，我們自己就干了。”郝建軍說。
煤化工與裝備制造業成為資源型城市的轉型方向。在鄂爾多斯GDP結構中，原煤的生產占據了約48%的比例，其他工業如電力、燃氣、化工等共占據約10%。在這個意義上，鄂爾多斯仍是煤炭財政。“如果目前所有在建的工業項目完工，煤產業和非煤產業的比例就可以達到1∶1。”王利民說。
10億元的投資規模，在當地已談不上是個大項目。如果以投資拉動GDP的角度觀察，鄂爾多斯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
2009年，鄂爾多斯固定資產投資為1560億元，2008年為1070億元，2007年為800億元，都占當年GDP的70%上下。上千億元的真金白銀砸下去，產出只是時間問題。
財富的蓄水池
鄂爾多斯48%的土地是沙漠戈壁，但現在這里卻被投資家視為天堂。機會似乎俯首皆是。“你看見一輛拉著樹苗的小貨車，一個包工頭帶著一群工人在路邊種樹，不要小看他們。綠化工程每年也能賺上千萬元。”劉宇東對我說。以他的觀察，幾乎本地所有的大企業都在走多元化的道路，煤礦、工程、制造業、房地產、酒店……幾乎無所不能。比如本地最大的企業伊泰集團，就囊括了煤礦、化工、制造、運輸、房地產等六大主業。
“大家都在跑馬圈地，能拿到項目，再成立相關的公司都不晚。”劉宇東說。經過爆發式的發展，無論企業還是民眾都積累了富裕的資本。而在諸多投資選擇中，房地產成為企業與個人都熱衷的投資領域。
走在老城東勝區的街頭，你也許很難認同這是“老城”。工地、塔吊、售樓處觸目可及，如果不是年代各異的建筑夾雜其間，可能恍然間認為自己處于某個新上馬的開發區。2006年前，東勝區全部建筑面積為800萬平方米，而2009年一年就建成了1000萬平方米。今年則計劃完工1200萬平方米的建筑。根據鄂爾多斯市房管局提供的資料，這座160萬人的城市現在有323家房地產開發商。
去年5月，何瑋第一次來到這個城市。他是北京華府置業項目管理中心董事總經理，受合作伙伴伊泰置業的委托，來鄂爾多斯做市場考察。“如果一年前你問我，我會很茫然，想當然地說，我不會去，這里是西部，人口少，開發量低，沒什么機會。”何瑋說，但經過3個多月的調查，完成了幾十組的訪談后，他發現了一個全新的鄂爾多斯。
何瑋將2001～2008年鄂爾多斯的新開發面積相加，再除以城鎮人口，發現平均每人32平方米。“這是一個很恐怖的數字，這意味著，人均新建商品房的面積足有32平方米，這還沒有算上以往幾十年積累下的住宅。”何瑋說。如果按照表面的理解，7年內蓋的新房足以讓鄂爾多斯的市民全部完成一次住房更新。房管局的數字也印證了這一點：2000年到2009年，房地產開發規模年均增長39%。
似乎鄂爾多斯已經不需要再蓋房了。但經過客戶訪談后，何瑋認為這只是表面現象。“我們忽視了這邊客戶改善性需求的愿望。”何瑋說，“他們的需求與我們不同。我們是漸進式發展，需求曲線平緩上升。而鄂爾多斯的富人們在很短時間內就完成了財富積累，他們的需求是跳躍式的，斜率很陡，改善性的需求很強烈。”
而當時鄂爾多斯市場上住宅品質普遍不高，同質化現象嚴重。本地富裕階層大都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購買了高檔住宅。
“但由于生活圈子的影響，他們更傾向于在本地居住。”何瑋說，“而且盡管本地房價超過了呼市和包頭，但最高房價也不過8000多元，與財富等級相比依舊很低，還有很大的價值空間。”而前些年幾千萬平方米的開發量，在一些外來地產商看來很多都是無效的需求，遲早會被換掉。
從市場角度看，房地產也成為富裕階層的一種最普遍的投資方式。“這里買房子不是一套一套地買，而是整層買，或者整排買。”一位外地開發商對我說，“他們買房像存錢，甚至不愿意租出去。我們籌建辦公室時費了很大力氣租房，他們看不上那些房租，甚至嫌收租麻煩。”
企業的過剩資本與民眾的改善型需求、投資欲望匯合，共同托起了鄂爾多斯市每年龐大的開發量。房地產就是一個財富的蓄水池。
“伊泰華府世家”是華府置業與伊泰合作的第一個項目，瞄準了鄂爾多斯的財富階層。華府置業董事長鄂俊宇曾是北京豪宅萬城華府和西山華府的操盤者。“這個城市發展很快，但并不是偶然暴富，從政府到企業家，都體現了一種理想主義的氣息。這是一群值得尊重的財富人群。”鄂俊宇說，“我們心懷敬畏。與伊泰合作是戰略選擇，希望能夠參與到這個快速發展的城市中，讓這里的財富階層在家鄉就能擁有一流的居住品質。我們所做的，就是滿足新增的高品質需求。”
伊泰華府世家還沒有開盤，已經有圈子里的朋友前來咨詢和預定。意向購買900多平方米的客戶也有30多歲的年輕人，他們同樣對大面積有需求。
融資系統：一摞書與一張紙
房地產是財富的蓄水池，但并非死水一潭。它同樣屬于民間資本循環體系的一部分，具有很強的流動性。
擁有幾套房子的人可以更容易地從典當行或擔保公司貸款，房子則充當借款抵押物。這是鄂爾多斯人熱衷買房的另一個原因。
在這個資本異常活躍的城市，只有3家證券公司，卻充斥著大量的投資公司、擔保公司、典當行和委托寄賣行。鄂爾多斯街道上，經常可以見到典當行、投資公司、擔保公司的招牌或廣告。東勝區黃金地段的中心巷，不足1公里的街道兩側便有十幾家典當行。到2008年6月末，經鄂爾多斯市工商部門注冊的投資公司414家，注冊資金82.47億元，擔保公司159家，注冊資金7.8億元，委托寄賣商行46家，注冊資金499.46萬元，小額貸款公司1家，注冊資金1億元，鄂爾多斯市民間融資公司總計635家，注冊資金93.1億元。
這些機構充當了民間借貸的“中間人”。除此之外，尚有大量難以統計的地下錢莊。社會的閑置資本流向這些“中間人”，收取利息，實現增值。而中間人則將資金放貸給需要的企業和個人。這些典當行、投資公司調動資本的能力不可小看。一家本地中型的房地產企業老板告訴我，每年他們向典當行支付的利息就高達4000多萬元。如果以月息3分計算，貸款額度至少有1.1億元。
內蒙古大學的一份調研顯示，50%的鄂爾多斯城鎮居民都參與到了放款與借款的資本活動中。把錢投入到錢莊中，一般每個月可以得到2分利。如果投入1萬元，一年下來就能賺2400元，而存在銀行則只能拿到其中的零頭。民間借貸市場無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而通過這種方式的融資成本也非常高，貸款的年利率是30%～50%。
民間融資機構吸收的資金主要投放在煤炭、運輸以及房地產等高利潤行業，在發放貸款時主要看貸款人或者擔保人的信譽如何。如果信譽好，抵押不足也沒關系。而吸收民間資金時，人們主要也是看融資公司的信譽如何，信譽好打張借條就可以。
地產開發商和礦主成為主要的資金需求者，這兩個行業的運行需要大量的資本注入。比如，一座煤礦完成技術改造至少需要兩三億元的資金，而這筆錢很難從銀行獲得。因銀行需要“六證齊全”的放款門檻，但大部分沒有完成技改的煤礦無法滿足這個條件。
“國有銀行是一摞書，股份制銀行是一本書，而民間借貸就是一張紙。”鄂爾多斯金融辦公室主任孫建平以此來形容不同機構放貸手續的繁簡程度。他更愿意以主流金融和非主流金融來定義銀行與民間金融的區別，“從某種意義上說，非主流金融彌補了鄂爾多斯主流金融業的不足”。
很長時期以來，鄂爾多斯的主流金融機構只有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以及各旗的農村信用社和鄂爾多斯城市商業銀行。近幾年逐漸引入了招商、交通、浦發、包商等股份制銀行。但這些金融機構很難與大量的當地企業匹配。2009年，鄂爾多斯地區銀行的存款、貸款余額的增速與銀行資產增速都是全自治區增速的兩倍以上。“在這種快速發展的情況下，鄂爾多斯的信貸滿足度依舊較低。”孫建平說。
很多本地公司尚處于野蠻生長、跑馬圈地的階段，正規化程度低，無法滿足銀行放款的要求。同時，實體經濟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社會資金需求旺盛；而民間財富急劇膨脹，也迫切需要出口。“這就出現了資本相對過剩和資金相對短缺并存的情況。”孫建平說。有人有錢找不到增值渠道，有人有機會但找不到資金。
而在某種程度上，民間借貸恰恰調和了這種矛盾。與正規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的繁瑣手續和高標準不同，民間融資的手續往往只需簽個合約，甚至熟人圈內的口頭協議。
每年鄂爾多斯的民間借貸資金規模究竟有多大尚難具體統計。
2009年，鄂爾多斯本外幣信貸總額1700億元，GDP為2100億元。在全國其他地區，信貸總額與GDP之比一般為1.1∶1，也就是說信貸總量應高于GDP。但從鄂爾多斯目前的結構看，信貸總額尚低于GDP 400億元。況且對于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地區，資金需求量會更大，兩者比值應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這種貌似隱秘而又參與度極高的金融體系，每年為鄂爾多斯補充了幾百億乃至上千億元的資金缺口。并使大量的民間財富回流進到實體經濟中，產生了更多的錢、更快的流轉速度。
普惠的支出
2009年，鄂爾多斯財政收入為365.8億元，平均每天收入1億元。其中約有200億元上交國家和自治區，約166億元是由本地財政支配。這其中54%的比例，即約90億元的資金投入到了民生領域，平均每人分享了6000元。隨著鄂爾多斯的財富增長，民生投入逐年遞增。而2005年時，鄂爾多斯還拖欠全市教師工資3000多萬元。
我們最后采訪的兩個人是王巧梅和楊占明。他們似乎與這個金光閃閃的城市毫不相關，但卻共同構成了財政與財富體系的完整性。
當我們見到王巧梅的時候，她正帶著800多個孩子在進行消防演練，這樣的演練每半年進行一次。王巧梅今年40多歲，她是伊金霍洛旗第一幼兒園院長，從事了20多年幼兒教育工作。3月份開學后，她的848個孩子都不需要再交學費和書本費。
伊金霍洛旗將免費義務教育從高中延伸到了幼兒園。至此，在6年的時間內，這個旗實現了3～18歲全免費教育。
第一幼兒園在阿勒騰席熱鎮上，是伊金霍洛旗條件最好的幼兒園，2008年旗政府投入1200萬元進行重新翻建。王巧梅告訴我，每個孩子的室內活動面積為2.2平方米，高于國家標準0.4平方米，室外活動面積達到了2.5平方米。“這套玩具價值7萬元，無毒無害一次成型。我們共有17套。”王巧梅指著大廳中一組塑料滑梯說，“幼兒園的東西都很貴。”
每個孩子一年的保育費與書本費接近2000元，少數民族孩子還免去了每天7元錢的伙食費。總共算下來，免去學費后，這樣一所幼兒園的全年補貼就需要增加近200萬元。除此外，每年幼兒園的運行費用需要130萬元，教師工資200多萬元。每年，各級財政對這樣一所幼兒園總共投入高達500多萬元。
全旗幼兒園共有6000個孩子，推行免費教育后，旗財政每年將增加至少600萬元的財政撥款。
在鄂爾多斯，68歲的楊占明是位民間知識分子，他的一個房間堆滿了草藥和醫書，其中還包括《千金翼方》和《本草綱目》。但知識并沒有改變命運，生活依舊窘困。他當了20多年的民辦教師，小時候自學了一些中醫，靠看皮膚病為生。楊占明的老伴患有精神病、一個兒子出了車禍后生活也不能自理，全家靠他每個月不穩定的行醫費用為生。
現在楊占明一家每月可以領到640元的低保生活費。更重要的是，他今年搬進了伊金霍洛旗50平方米的廉租房，每平方米每個月只需要交納1元錢，一年房租不超過600元。
除了廉租房外，伊金霍洛旗的保障性住房還包括經濟適用房和限價房。其中限價房每平方米4000元，政府補貼其中800元。每戶最高可以用3200元的價格購買100平方米，超出部分按全價購買。這是一項對所有人都開放的福利，即使開著寶馬、奔馳的富裕階層，也同樣可以分享這100平方米的普惠政策。
在這90億元的民生投入中，還有大量的資金進入了醫療、保險、移民安置等領域。今年參加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農牧民最高可報銷8萬元醫療費，而支出每人每年只有10元錢。
公共財政對民生福利的傾斜，釋放了更大的消費能量。2009年，鄂爾多斯本地消費高達300多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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