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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務、煤務與“洋務” |
| 時間：2009/10/14 |
在蒸汽時代，煤的用途和產能是判斷國力大小的標尺之一。擁有戰艦、火車和商輪的國家，往往同時也是煤熱能的最大開發者。那些氤氳著濃濃蒸汽的車站、碼頭和工廠，既為19世紀的歐洲產出了大量財富英雄，也在不斷累積著殖民取利的欲望和能量。1840年，當英國戰艦的船桅帶著隆隆炮聲，突然出現在大清東海岸的地平線上，大清官員就似乎已經明白了，堅船利炮只是西方殖民東方的前驅，在它們冰冷的身影背后，還有更強大的影武者——煤炭和蒸汽工業。
不過，無論是紫禁城里的大清皇帝，還是直面外敵的封疆大吏，要放下“天朝上國”特有的矜持，毫不介懷地面對這些來自西洋的“化外之民”和“奇技淫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英國人的攻擊僅限于東南一隅，對大清帝國的價值觀并無根本上的撼動。煤炭在歐洲的表現若要復制于中國，需要大清決策者更多地開通與自省。英國人在臺灣雞籠煤礦的作為，促進了這一進程。
鴉片戰爭后不久，剛剛占據香港島的英國人，就遇到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他們的商船和戰艦大多以蒸汽動力為主，但香港卻并非煤炭產地。皇家海軍必須盡快在東方找到“伯明翰”或者“利物浦”，以滿足軍艦和商船遠洋航行的需要。否則，即便占據了香港，這里也不可能成為久留之地。
1847年，英國人在臺灣雞籠（今基隆）找到了優質而豐富的煤礦。負責勘察的英國軍官顯然希望以他的報告影響決策者，把雞籠建成遠東英國人的能源基地。所以他在報告中對煤的品質、分布、儲量和開發可行性做了詳細評估。時隔不久，大英輪船公司和英國駐華公使文翰就要求清廷向他們出售煤炭或租地開采煤炭。但是對于臺灣官紳而言，英國人開礦要求無疑是包藏禍心的，所以不但拒絕他們租地開礦，而且號令全臺禁止向英國人售煤。很顯然，他們擔心洋人因覬覦煤利而盤踞寶島。
對雞籠煤炭抱有濃厚興趣的，還有美國。作為火中取栗的高手，美國此前已利用清廷在鴉片戰爭后的驚魂甫定，迫使對方簽訂了《望廈條約》。但要讓條約中的通商權予以落實，它的第一要務，是必須在西太平洋為遠洋船舶找到合適的燃煤供應站。否則不但無法征服日本，甚至也無法與英國爭奪遠東貿易的份額。
1848年，一個叫托馬斯•奈伊的美國人在中國沿海失蹤，傳說在雞籠被土著囚禁為奴。1853年，美國政府以尋人為借口，派軍艦登陸臺灣。在海軍部給艦隊司令佩里的訓令中，透露了這次臺灣之旅的真實意圖——“我們有理由說，臺灣燃煤的埋藏量似乎是很多的。將來不但美國的汽船，恐怕不久在這邊的各國汽船，也將在臺灣得到煤的供給，你應探查臺灣燃煤的供給地。”
在通過賄賂手段被特許登陸勘察之后，佩里從隨行技術官員那里得到了雞籠煤礦的諸多信息。他呼吁官方武裝占領臺灣，以雞籠煤礦為燃煤來源，控制尚處于閉關鎖國狀態的日本，并與大英帝國爭奪東方和西太平洋。但由于美國當時羽毛未豐，盡管佩里主張先把雞籠偽裝成非軍事要塞以緩解列強壓力，總統富蘭克林•裨爾斯仍然擱置了武裝占領雞籠的動議，只允許小股軍隊和海盜進行零星騷擾，等待機會。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列強提供了涉足中國礦業的機會。英、法聯軍的“暴力美學”，使清廷充分領略到了工業革命的威力和洋人對于能源的渴望。遼寧、山東、江西和湖北等地先后被迫開埠通商。臺灣的雞籠也在開埠區域之列，而促使英、法覬覦這個小鎮的，就是毫不起眼、但對其東方戰略意義重大的煤炭。
歐美列強盡管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繳獲”了內河航行權和更多內地城市的通商權，但這不是最重要的。對他們而言，借助這些“打”來的權利，在中國內地自由開發和運輸煤鐵資源，才是其遠東戰略的核心目標。時隔數年之后，東北、山東、江西、湖北等地的煤鐵產區，逐漸成為洋人最感興趣和光顧最多的地方。掌控了煤和鐵，無疑就掐住了大清帝國的咽喉，使其“但求做穩奴才”，難以進入工業化國家的俱樂部。
第二次鴉片戰爭不但對歐美各國意義重大，而且也是大清帝國發展史的分水嶺。西方工業國的軍事裝備，以及它們對于煤炭的趨之若鶩，令那些親歷兵燹之災的大清官員印象深刻。曾國藩作為洋務運動的發起人之一，開始在中國復制西方的工業化。而他和他的同僚們的第一要務，就是為軍工廠和洋務企業尋找動力。黝黑的煤炭，首次以關乎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進入了大清帝國的官牘和奏對。
對于大清官員而言，臺灣淡水既然被迫開埠，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對洋人開發雞籠煤炭的要求。與其奉行絕不合作的鴕鳥政策，不如借助洋人的技術和設備自行開發，斷了洋人的念想。盡管這種提法受到了臺灣島內和朝中保守人士的反對，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仍然堅持以現代技術手段開發雞籠煤礦。雞籠煤礦由此成為首批洋務企業之一。
洋務官員之所以對煤炭如此鐘愛，首先是因為煤炭關系到新式工業的布局和發展。無論是曾國藩的安慶軍械所，還是李鴻章的江南制造局，都是以蒸汽為主要動力的。其堪地建廠時，必須首先考慮附近煤礦的儲量、煤質和運輸費用。更何況洋務企業以軍工為主，煤礦本身就是洋務官員以“民”養“軍”的重要一環。所以，洋務運動在某種程度上被稱為煤務運動，并不為過。
李鴻章是推崇洋務的晚清重臣之一。由于國內土法開采煤炭質劣量少，不敷使用，他的江南制造局最初只能依靠洋煤。1874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和船政大臣沈葆楨請旨開辦煤鐵礦，以便在中外有事時，保障洋務企業的用煤需要。李鴻章原來希望在湖北辦一家鐵廠，生產軍械和相關設備。但在考察之后，他還是決定放棄計劃，改在直隸開平辦理煤礦——那里的焦煤更適合冶金，而且當地還屬于他的轄區，他能夠控制煤炭的開采和流向。更重要的是，山東和江浙一帶已經被迫對外開放，厘金也在洋大人威逼下取消，煤炭從直隸海運到上海，不但能為燃煤大戶江南制造局省下不少運費，還能順便盤活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
作為19世紀中葉東亞最大的兵工廠，江南制造局與開平煤礦一對一的購銷關系，也充分說明了晚清洋務與煤務的緊密關聯。為了保證開平煤礦運營良好，李鴻章利用職權，為開平煤礦爭得了最大的稅收優惠，并在煤礦經費支絀時由江南制造局撥銀5萬兩，“在來年所交該局煙煤焦炭內核扣作抵”。李鴻章還規定“距唐山十里內不準他人開采”，土窯出煤由開平煤礦照價收買，“不準先令他商爭售”，更“不準另立煤礦公司”。所有當地土窯主針對開平煤礦的騷亂，都由李鴻章派兵擺平。反過來，開平的煤炭也不能隨意入市，而是要“照市價，先聽招商局、機器局取用”。
另一位洋務官員張之洞的經歷，也是清朝國防受煤炭制約的最好例證。他認為，大清之所以在中法戰爭中落敗，“非將帥之不力, 兵勇之不多, 亦非中國之力不能制外洋……實因水師無人, 槍炮之不具”，故請求向歐洲購買設備，興建鐵廠。因為當地無鐵無煤，李鴻章曾勸他“煉鐵制鋼軌不是易事”。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后，在湖北漢陽設立鐵廠，鍛造軍械。但由于馬鞍山煤礦“灰多磺重，堪作焦炭者甚鮮”，不得不從國外高價進口。他在奏折中深有感觸地說，“煤為全廠之根據，必須自開自煉，方能一律適用”。最終，張之洞以鐵就煤，斥巨資開發附近的萍鄉煤礦，才使漢陽鐵廠的生產穩定下來。
大清帝國以礦業促工業、以工業建國防的計劃，令歐美諸國和日本為之不安。無論是出于搶奪中國資源的需要，還是基于掐斷大清強國之路的考量，它們都在甲午戰爭后的侵華進程中，把煤鐵資源列入了瓜分計劃的最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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