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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電力百年：探索、狂飆與轉型 |
|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時間：2020/5/27 |
中國古人只能用神話解釋雷電，認為電母是司掌閃電之神。如果一位古人穿越到現代，最難理解的可能就是：電。今天的美好生活以電為根基，沒有了電，人類社會將立即癱瘓。正是因為掌握了電的秘密、運用了電的偉力，人類文明開始乘著現代科技的強勁東風，航向更深邃更精彩的遠方。
100多年前，電這個舶來品來到中國，吹不滅的弧光燈象征著現代文明在此落地，我們開始了學習、跟隨、追趕西方的歷程，直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直到今天。如今，電這個能源革命的通用解，正開始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這一次我們有望同步出發，甚至搶先一步。
一道弧光照亮現代文明
公元1882年(清光緒八年)11月，剛剛上任不久的清政府上海道臺邵友濂頒布了一則禁令，禁止上海地區官民使用“電弧燈”，原因是“設有不測，焚屋傷人，無法可救”，并照會英國領事館停用。
4個月之前的1882年7月26日，由英國人立德爾等籌銀5萬兩成立的上海電氣公司開始發電，電流從他們設在南京路江西路北角的燃煤發電廠發出，經過幾百米的輸電線纜，最終串聯起了在外灘一帶的15盞電弧燈。第二天，上海《字林西報》在報道中稱有上千人圍觀了這一勝景，并將電弧燈的照明效果形容為“賽明月”。據說，當時還有不明其理的百姓拿著手里的煙袋，靠近電弧燈看看能不能點燃。
但這15盞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電弧燈并未打動邵道臺，于是有了那道目光短淺的禁令。如同閉關鎖國的政策阻擋不了“洋人”入侵一樣，次年5月，上海電氣公司與無視禁令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簽訂合約，在外灘、南京路、百老匯路這3條主要干道上又安裝了35盞弧光燈。自此之后，“電”這種新的能源利用形式開始通過一條條輸電線路，從上海外灘走向更廣大的中國。
上海電氣公司當時的發電設備購自美國，以一臺12千瓦的蒸汽機為動力，帶動直流發電機發電。這距離蘇格蘭人詹姆斯·瓦特改進蒸汽機恰好100年。在這100年中，憑借圍繞蒸汽機建立的工業體系，大英帝國進入了屬于自己的歷史時代，挾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威，英國的蒸汽鋼鐵巨輪踏遍了從北美新大陸到古老東方的大部分土地，其中當然包括在1840年被敲開大門的清帝國。
大門被敲開20年后，世界開始第二次工業革命，人類進入了“電氣時代”。電燈、電車、電影、發電機、電報、內燃機陸續被創造出來。與工業革命興起與繁榮于英國不同，第二次工業革命在歐洲、美國、日本多點開花，這些國家甩開身旁的同儕，躋身發達國家之列。沉浸在暮氣沉沉中的大清，相繼錯過了兩次工業革命。
汽輪機在19世紀末的出現又大大推動了電力工業的發展，到20世紀初，電站汽輪機的單機功率已達10兆瓦（1兆瓦=100萬瓦），而這個數字在隨后100年翻了百倍。百年多之后，我們已很難想象自己生活在沒有電的世界里，沒有電，冰箱、空調、電視、電腦、手機這些設備都不復存在。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電的重要性只會提高，因為幾乎所有新出現的設備都需要依賴電力才能運行。如經濟學家埃里希·齊默爾曼在1951年寫到的那樣：“除了碳氫化合物作為能源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外，電的興起是所謂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最典型特征。”非政府機構能源研究所（IER）對此有更切中要害的評價：電的歷史，就是現代世界的歷史。
△ 經歷了電力百年的楊樹浦電廠
中國的變化或許就足夠有說服力。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均年生活用電量不足1度（1度=1千瓦時）。那時，有限的電力基本用于工業領域，居民生活用電很難保障，農村地區和大部分城市基本無電，少數幾個大城市雖有電力供應，但用電時間還常常受限。作為當時的代表性電廠，位于上海市區東部的楊樹浦電廠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是當時遠東地區最大的火力發電廠。在1949年時，楊樹浦電廠裝機容量達19.87萬千瓦，其一個電廠的發電量就占上海市的76.46%，更是占到了全國的10.3%。
△ 建于上世紀30年代的楊樹浦電廠操作間。如今，經歷了百年的楊樹浦電廠于2010年12月18日上午11時38分正式關停，目前正在開展產業升級城市更新規劃
2019年中國人均用電量約732度，已大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700多倍。隨著中國在2010年左右成為全世界發電量最大的國家，連過去常常出現的“停電”現象都很少見了。上海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電力”）是這個時代上海市最主要的電力能源企業之一，其董事長王運丹說，這也是中國電力發展起來的一個重要標志，即在一個城市經濟的運行系統里面，電力永遠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我們熟視無睹，都不太在意它的存在。除了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改變，電力對現代文明更深刻的影響其實是工業領域。或許是因為“電”在我們生活中無處不在，很多人會對電力的產生和使用缺乏概念。事實上，中國每年發出的電，超過三分之二用在了第二產業上，屬于生產用電的比例更是超過了85%。因此，用電量指標也常被視為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是否景氣的“風向標”。
中國基建的“無敵”特質在電力工業的發展中也展露無遺，無數個火電站、水電站拔地而起，輸電網絡像是毛細血管遍及中國的每個角落，為工業和居民生活不斷“輸血”。而伴隨著電力工業發展，中國在成為全球第一發電大國的同時，也成為了全球第一工業大國與全球第一大出口國。中國也終于沒再錯過以數字技術、互聯網和可再生能源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并且成為其中的弄潮兒和帶頭人。正呼之欲出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曙光甚至被認為有望在中華大地升起。
為新中國發展護航
在這個過程中，火力發電的貢獻是決定性的。在電力行業工作28年的國家電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家電投集團”）戰略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孫金華說：“過去40年，電力行業作為中國整個能源體系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支撐作用，而在2005年之前，提供這種支撐最主要的來源是以煤為燃料的火力發電。”
不知有多少讀者去過火電廠，如今的大型火電廠早已不是我們過去刻板印象中的“黑”“臟”“嗆”了。在安徽淮南，我們先后參訪了兩座火電廠，這兩座火電廠就在離淮南市區不遠的地方，道路兩旁的景象也不會讓你覺得進入了一個純工礦區。進廠之后，在巨型廠房和密集管道的工業景觀下，里面的環境都堪稱整潔甚至潔凈，走在貫穿百米多長的發電車間內不會讓人有任何不適。
作為華東地區主要的電力基地，淮河兩岸的火電廠們需要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帶提供三分之二的電力來源，而這里也成了中國火電發展最快的區域之一。從裝機量來看，安徽淮南的平圩電廠“只”排在中國第五，但這里卻可以說是中國火電的博物館，因為從“亞臨界”到“超臨界”再到“超超臨界”，三個不同等級、不同時代的技術在這里都有。
這里概念中的“臨界”指的是水蒸氣的溫度與壓力數值，但換成更直觀的發電語言，是否“臨界”代表著機組的熱效率能否提升，也代表著每發一度電所用的煤耗能否減少。比如，一段時間內“全球煤耗最低”的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廠發1度電只需燃燒274克煤，作為對比，日本排名第一的磯子電廠新1號機組每度電需要燃煤304克。
事實上，如美國學者、《全球能源大趨勢》一書的作者斯科特·蒙哥馬利總結的那樣，促使能源行業進步與變化的因素有很多，但需求的力量驅動著一切。
幾位電力行業的老專家都告訴我，中國電力行業真正開始快速發展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了。如上所說，一個社會的電力發展和它的經濟發展狀況是有強關聯性的。歐美一些發達國家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開始了對超超臨界技術的研究工作，而中國直到改革開放后才開始了亞臨界機組的自主研發，在那之前用的大多是一些蘇聯支援過來的老設備。原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張鳳祥就回憶，他在1984年初到水利電力部時，全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缺電。那時的缺電情況不是現在所能想象的，缺電最嚴重的地方，企業要“開三停四”，就是一個星期開三天停四天。
從改革開放開始，國家一方面全力發展經濟，自然對電力有了更高需求；另一方面，逐漸恢復自信的社會風氣也對技術國產化有了期待。
80年代初，我國從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引進了全套的30萬千瓦、60萬千瓦亞臨界火電機組技術，前后用了15年的時間完成了消化吸收的工作。當時負責牽頭這項工作的是上海發電設備成套設計研究院（以下簡稱“上海成套院”），其原總工程師沈秋農告訴我，當時這套技術在國外只能算是“中等偏上”，但通過這次的消化吸收，我們國家火電設備的技術體系有了一個非常大的跨越，從設計、制造到運維，一個自主的火電設備體系得到了建立，也逐步走上了對國際先進發電設備改造和超越的過程。
1989年，中國第一臺國產60萬千瓦機組就安裝在了平圩電廠。即使是“安裝”這項工作在當時也很不容易，平圩電廠黨委書記龔和還記得，在安裝的時候，外方派了不少專家到淮南這個“小地方”來幫忙。在那之前，國產機組基本都是10萬或12萬千瓦的。此后的國產60萬機組和百萬機組基本都是在這臺機組的基礎上誕生的，而目前中國發電設備國產化率已能達到95%以上。
△ 80年代上海的一個溽熱夏天，上海核工院工程師楊銘山冒著酷暑，身著褲衩背心，在用游標卡尺、丁字尺手繪秦山核電站的總平面圖。篳路藍縷、排除萬難，秦山核電站終于在1991年底并網發電，實現了中國大陸民用核電“零的突破”
不僅是火電，事實上因為特殊性，中國的核電自主化進程開始得更早。在“文革”中期的1970年，周恩來就富有戰略性地主持審批了第一座核電站的建設方案。1970年，中國首個核電站建設工程即“728”工程的會戰辦公室（也叫“728工程處”）在上海成立，核電人開始了“在一張白紙上蓋核電站”的歷程。彼時，中國核電人是從一窮二白中起步，經歷了一換堆型、二易體制、三上兩停、四變廠址、兩度瀕臨“下馬”的曲折。創業者們開展了大量研究實驗，僅原國家計委批準下達的科研實驗和技術攻關項目就有400余項，終于在1991年12月15日，秦山核電站正式并網發電，結束了中國無核電的歷史。
到了新世紀，將最新核電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又成了新的任務。2007年，由728工程處發展而來的上海核工程研究設計院（以下簡稱“上海核工院”）再次成為主角——AP1000三代核電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主要技術載體與平臺。經與西屋公司談判，雙方約定共同建設四臺AP1000機組的依托項目，中方可以通過“再創新”形成自主核電技術品牌。
△ 海陽核電站位于三面環海的岬角東端，作為國家三代核電自主化依托項目，它與浙江三門核電承擔著三代核電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重任。經過十多年的消化、吸收，中國掌握了第三代核電技術，形成了中國人自己的核電——國和一號，在山東榮成，這一核電技術正在從圖紙變為現實在依托項目建設的過程中，核電人通過與西屋公司聯合進行項目管理的方式，引進世界先進的項目管理技術和工具，為三代核電自主化的研發、設計、設備制造、工程管理、運行服務等提供經驗，為三代核電自主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這個過程中，中方的科研人員不僅僅是對原有設計方案進行完善，還進行了大量創新性改進和本質上的升級，最終開發形成了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第三代核電技術，也就是“國和一號（CAP1400）”核電堆型，國產化率達到90%以上，并帶動形成了國內三代核電裝備產業鏈。
“自主化絕非翻譯圖紙那么簡單，它是全面創新和優化的設計過程。”上海核工院副總經理、總工程師嚴錦泉解釋，“走過的每一步，每一點改進的嘗試，我都記憶猶新。”
正是因為多種發電方式多點開花，中國的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千瓦時，到1980年的3006億千瓦時，再到2019年的7.2255萬億千瓦時，70年增長了1600多倍，實現了巨大飛躍。2019年，第二產業用電量高達4.9362萬億千瓦時。可以說，中國的電力工業為中國70年快速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從要發展到要環保
在2000年時，中國電力裝機容量就達到了3.1932億千瓦，發電量達1.3685萬億千瓦時，電力裝機容量和發電量均居世界第二位。如同華北電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總結的，在新世紀初，國內電力供需矛盾在當時已經有所緩和，電力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瓶頸制約也基本消除。若按很多人描述的我國“富煤少油缺氣”的資源條件，以煤炭為主要能量來源的火電發展將會勢不可擋。
但世紀末的一場會議改變了這一切。1997年12月，經過曠日持久的談判，全世界149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在日本東京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會議通過了《京都議定書》，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盡管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隨后退出了這一協定，但“減碳”的意識在全世界成為主流。要知道，當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斯萬特·阿雷尼烏斯在19世紀90年代計算出大氣碳濃度增加對于大氣溫度的影響時，他還樂觀地認為氣候變暖非常了不起，因為這會帶來糧食的增產，阿雷尼烏斯和當時的人們煩惱的只是大氣中碳含量水平增加得太慢。
2009年，聯合國又通過了以“減碳”為目標的《哥本哈根協議》。孫金華說，從哥本哈根會議后，他作為電力行業從業者感受到了比較明確的信號，氣候與環境真正成為了迫在眉睫的一個問題，“我們企業在思考發展問題時，就得考慮如何去提高效率、實現低碳”。蒙哥馬利對此總結說，能源在21世紀面臨的轉變是前所未有的：在這次轉變中，社會利益首次優先于能源優勢。
在那之前很長的時間里，“一切為了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根據曾任亞洲開發銀行主任能源經濟學家林伯強的報告，在2003年，燃煤電廠占中國發電總裝機容量的比重高達75%，而只有不到10%的燃煤電廠裝有并使用了脫硫裝置；燃煤造成的酸雨危害健康、腐蝕建筑物、破壞生態系統，每年給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1100億元。
隨后的十幾年中，雖然中國電力裝機總量不斷提升，但整個行業的主軸慢慢分成了兩個大方向，一塊是新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一塊是對傳統電力的改造升級。
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實施，我國在其后一年頒布了《可再生能源法》，開啟了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之路。目前中國乃至全球最大的光伏電站運營商——國家電投集團黃河上游水電公司——就是在2009年率先開始布局新能源的發展，其目前已建成光伏電站37座，總裝機容量達到了388萬千瓦。
雖然新能源的發展受到的爭議不可勝數，但其發展的勢頭仍然難以阻擋。一個具有指標意義的數據是，作為中國特大型發電集團之一的國家電投集團，已經在2019年實現了清潔能源裝機占比超過50%，完成從傳統火電企業向清潔能源企業的轉型，成為中國電力產業升級的標桿。
同時，針對火電的發展，國家開始實施“上大壓小”政策，即關停小機組，新建60萬千瓦及以上的大機組，提升燃燒效率，降低單位煤耗以及減少污染物排放。僅2009年一年就關停小火電機組容量達2617萬千瓦。在這種幾乎不可逆的大勢之下，火電廠們為了生存不得不開始自我改造。
距離平圩電廠不遠處，它的“小兄弟”，同屬于國家電投集團的田集電廠2007年正式投產運營。沒過幾年，他們就遇到了愈發嚴厲的環保旋風。田集電廠黨委書記、廠長胡震還記得，從2010年開始，國家對燃煤電廠的污染治理采取了非常嚴厲的措施。2014年9月，國家發改委、生態環保部、國家能源局聯合出臺了《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2014-2020年）》，按照該標準，燃煤電廠經改造后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的排放濃度甚至要低于天然氣發電機組的排放限值。
胡震回憶，哪怕他們的機組才運行了不到10年，也必須停下來改造升級。從2016年開始，四臺機組相繼完成了改造，每臺機組光改造本身用去的成本就超過一個億，還不算停機半年的損耗。從成本的角度講，這種改造給傳統電廠帶來了不小的壓力。然而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改造之后，中國火電廠二氧化硫與氮氧化物的排放標準已經要優于美國和日本，田集電廠內甚至還種植了不少櫻花樹，環境優美。
如果對電廠與環境的共存有疑慮，田集電廠是一個非常值得參觀的地方。在這家電廠內，除了兩個規模巨大、分別放置了兩臺超臨界和超超臨界63萬千瓦發電機組的廠房外，他們還在廠房后方的一大片空地上、公共車棚上方、汽機房屋頂和冷卻塔區域分別安裝了分布式光伏發電設備。傳統電網就像百貨公司，分布式能源就像淘寶，這里兩者兼有。
△ 田集電廠進行了“農光互補”的嘗試，在光伏板的下方種了菜，同時也養了不少雞和羊。
在廠房后方的空地光伏區域，他們還進行了“農光互補”的嘗試，一部分光伏板的下方種了菜，一部分光伏板的下方養了不少雞和羊。胡震帶著我們在雞舍和羊圈外的農地間漫步，從上海調到淮南之后，就住在廠里宿舍的他在工作間歇就會到這里來放松一下疲憊的精神。在夕陽下，近處是這一大片田園風光，遠處的背景卻是高聳的廠房和煙囪，二者共存在一個園區內，相映成趣。
電的多元化
從新能源的崛起到火電的改造，毫無疑問，我們正處于一個能源轉型的重要時刻。2015年底，英國關閉了最后一個深井煤礦，而他們計劃在2025年關閉所有燃煤電站。歐洲大陸上的德國則計劃在2038年關閉所有的燃煤電站。
而另一個重要部分水電，基于中國水資源的資源稟賦和水電技術很高的成熟度，其拓展空間已是有限。以往關于水電的長期爭論陷入沉寂，以至于水電這個巨無霸有時候會被不小心忽略。
能源是推動經濟發展的“燃料”，水電遇到“天花板”、火電需要“自我革命”，想要繼續推動經濟發展、想要保障中國能源安全，能源轉型勢在必行。但“轉型”共識帶來的絕不是對于未來的一致想象。傳統火電會完全被替代嗎？水電怎么樣？核電還要不要繼續擴張？風、光等新能源有能力完全負擔我們的用電需求嗎？哪一種發電形式才是未來的主流？站在不同的立場，得出的答案不盡相同。
一位專門負責對新型園區進行綜合智慧能源改造的專家對我說，他認為傳統火電在未來會慢慢退出歷史舞臺；而他的同事沈秋農則認為，我們國家新能源的儲備是有一定限度的，徹底“去火電”的說法是不客觀的。
“去年黃河上游來水偏豐，我們在確保防汛度汛的同時，抓住機遇實現了滿發多供，在主汛期日均發電量突破5079萬千瓦時。”在青海貴南，拉西瓦發電分公司總經理劉建國告訴我們，2019年9月初，拉西瓦水電站年發電量就突破了百億千瓦時大關。而這僅僅是中國水電強大實力的一個注腳。中國不僅有全世界最大的水電站三峽水電站，還在全世界最大的10座水電站中占據半壁江山。水電在中國能源結構中占據重要位置。2019年水電的絕對發電量為1.1534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4.8%，在水火風光核這五大電力中占據第二位。可以說，水電，是電力源源不絕的一個重要來源。
有核電專家向我們反復解釋，現在核泄露的概率已經從“10的負7次方”降到“10的負8次方”了，即發生的可能性低到十億分之幾。“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核電廠發生事故的可能性就和小行星撞擊地球一樣。”一位核電廠的管理者這樣說道。綜合這種安全性，再考慮到我國的資源條件和能源安全，無論是“恐懼”核電，還是“去核電化”完全沒有必要。
以電能為核心，以光能、風能、氫能等新能源為轉型方向，以跨區域輸送與分布式開發相結合為特色，能源革命早已拉開了序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新型可再生能源被普遍認為發展前景廣闊，盡管風電、光伏仍不完美，但在技術的推動下已大規模應用；而氫能的利用也正在路上。清潔能源真正替代化石能源是大勢所趨。
△ 水墨電力-大別山發電廠
對于電力戰略的思考還不能忽視一個更核心的基礎——安全性，這是底線。王運丹作為上海乃至華東地區電力系統發展的主要參與者，他說，在能源戰略里面，無論我們的目標是清潔，是數字化，還是提高效率，能源安全仍然是不能被忽視的關鍵要素。
從某種能源枯竭到遭遇貿易制裁再到發生戰爭，都會對能源安全構成威脅。現代社會需要供電、輸電各個環節時刻守衛，大規模停電帶來的損失不可想象。能源安全大到覆蓋整個國家層面，小則非常微觀，比如，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春節期間蔓延之時，生活用電和應急建設用電如果得不到保障，后果將是可怕的。國家電投集團位于黃岡麻城的中國電力大別山發電公司，就是應湖北省電網的調度，提前重新啟動調停多日的2號機組，“雙機+配套光伏”馬力全開，直供武漢戰“疫”前線，應急保障了疫情防控主戰場的用電需求。
能源安全必須得到保障，這是人類過去100多年總結出的經驗，1973年的石油危機就是給全世界的教訓。美國能源協會理事會成員、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能源問題專家丹尼爾·耶金就在他的《能源重塑世界》一書中提醒我們——圍繞供應產生的能源安全問題將會成為全球持續關注的一個基本問題，“經驗反反復復告訴我們，能源供應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所面臨的威脅將具有非常大的不可預期性”。
為此，蒙哥馬利有一個令人激賞的觀點，那就是我們不能將“綠色”與“黑色”（指煤、石油等傳統能源）對立起來。即使在這個對環境的重視程度日益增加的時代，我們也不能對能源的使用采取絕對化的立場，不可能有一個神奇的、能解決一切問題的能源形式出現。他說：“當我們著眼于電力、運輸、工業、商業、住宅、農業等整體需求時，我們看到過去半個世紀里發展起來的能源多元化，是對新的技術選擇的探索和擴充。”
1911年，當年輕的溫斯頓·丘吉爾出任英國海軍大臣時，由于他選擇將英國海軍的優勢建立在石油之上，他由此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石油安全在于多元化，也只有依靠多元化。”100多年后的今天，“多元化”的目標和含義當然也遠不止于石油供應來源多元化，同時也是能源利用形式的多元化，技術發展方向的多元化，市場參與的多元化。
面對“多元”的未來，在沒有一個明確目標的前提下，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在因地制宜的前提下，盡可能嘗試將有限的資源充分合理地利用起來。
在安徽淮南，這個煤炭與火電廠聚集的地區，一方面在進行傳統火電的改造升級。平圩電廠和田集電廠分別讓淮南煤礦公司和淮南礦業集團入了股，這樣就能有效保證原料和價格的穩定性，確保各方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人們也在盡可能嘗試多元化的能源改造。在淮南市潘集區泥河鎮劉龍村，過去數十年的煤炭開采讓這里形成了大片的采煤沉陷區，因為地下水與淮河水在沉陷區混合，這里形成了深達十幾米的“人工湖泊”，老百姓曾經所種的農田都已不復存在。因勢利導，國家電投集團吉林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在這里創新性地建設了全國首個“漂浮式水上光伏”項目，將光伏組件架在水面上，水下還可以搞人工養殖。
△ 國家電投在安徽淮南建立全國首個“漂浮式水上光伏”項目
過去3年，青海省相繼嘗試了連續7日、9日、15日100%清潔能源供電的活動，黃河上游水電公司董事長謝小平說，青海能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做到這一點，是由青海的能源結構決定的，因為青海本身清潔能源的比重就占80%以上。在他看來，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不一樣，采取的能源供給結構也就不一樣，其他省份沒辦法學也沒必要學。作為一個如此復雜的系統，它的布局和運作可能仍沒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方案。正如耶金所說，無論我們最終的答案是什么，創新都將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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