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干流，18級，總裝機量262.48萬千瓦；
大渡河干流，21級，總裝機量2211萬千瓦；
雅礱江干流，22級，總裝機量2628萬千瓦；
金沙江干流，20級，總裝機量7472萬千瓦；
嘉陵江上游白龍江，8級，總裝機量80.2萬千瓦；涪江上游，31級，總裝機量120萬千瓦；沱江上游，23級，均已基本建成；
瀾滄江干流(云南境內)，15級，總裝機量2200萬千瓦；
怒江干流，13級，總裝機量2132萬千瓦……
岷江上游干流規劃了7級開發；烏江干流規劃了11級開發——如今，沒有任何人能夠說得清楚在西南地區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水電站，包括已建成的、在建的和已經規劃的。“甚至連當地的一個縣長，也說不清在自己管轄的地塊上，有哪些電站正在開山放炮，哪些正在攔截江河。”一位環保人士說。
“跑馬圈水”、“遍地開花”、干支流“齊頭并進”，透過國家環境保護部描繪的這幅西南水電“百團大戰圖”，有專家表示：正在進行著的西南水電開發的“大躍進”，其對當地生態環境的破壞，已經不亞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森林的毀滅性砍伐。
溪洛渡樣本
溪洛渡電站，位于云南省永善縣與四川省雷波縣交界的金沙江溪洛渡峽谷，總裝機容量1265萬千瓦，是中國僅次于三峽電站的又一世界級巨型水電站。
按照溪洛渡電站的設計規劃和工程概算，僅工程靜態投資就達445.7億元人民幣，總投資為603.34億元人民幣。
對于建設地來說，僅工程建設支出形成的各種稅費所帶來的回報也絕對是其財政發展歷程中空前絕后的：
樞紐工程本身以建筑安裝工程收入為征稅對象的營業稅（3%）及城市建設維護稅、教育費附加全部交工程所在地地方稅務局，成為當地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據測算，如按靜態建筑安裝工程概算(235.8億元)，相應的營業稅、城市建設維護稅及教育費附加約7.64億元，年均增加財政收入將近6000萬元。
然而，電站的開工并沒有如當地政府預想的那么“美妙”。據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員趙世林介紹，水電站這種大型工程建設對材料、技術和施工人員素質要求很高，作為建設地長期農業為主、經濟發展起點低的現實來說，一般情況下，在“工程經濟”的主體部分建設期內是很難介入的，即主體工程技術和材料都是從外面輸入，施工人員主體也是從外面隨工程隊招入，主流崗位很少使用當地人。
那么，當地人是否可以通過提供餐飲、理發、娛樂等服務分得一杯羹呢？也很難。趙世林稱：“連二、三產業大多從業人員都由相關的‘老鄉網絡’帶進來。”
據統計，溪洛渡電站開工后，在永善縣800余米的振興大街上，經營餐飲、娛樂、日用百貨的商家一家連一家，但這些商家絕大多數來自長江三峽。2003年，永善縣新增注冊工商戶2240戶，其中外省市占1900戶，三分之二以上的從商者都是外地人。
趙世林說，這些人更多的是進行自我經營，或是和當地老鄉聯系，不與當地更多的部門發生直接聯系。因此，當地部門和工商業在電站工程中的整體參與度極低。
調查顯示，就在溪洛渡電站大規模建設階段，當地還伴有物價的上漲。以永善縣為例，農副產品主要價格普遍上漲了50%。“這一方面刺激了投資，對經濟增長有利，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趙世林說。
“水電工程建設在對地區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的同時，對當地經濟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國移民研究中心教授陳紹軍等人對湖南五強溪市庫區展開的調查發現，水庫淹沒使當地移民喪失了大量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庫區社會經濟在淹沒后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
調查顯示，1982年至1985年，庫區的沅陵縣人均GDP高于湖南省的平均水平，但1986年以后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1987年湖南省人均GDP比1986年增加了22.13%，而沅陵縣基本沒有變化。到2001年，兩者之間的差距達1679元，且呈不斷擴大的趨勢。
“在所謂水電開發的雙贏決策中，較大的贏方是經濟發達地區，而不是落后地區。特別是，征服自然的代價是昂貴的、缺乏效益和損害社會與生態環境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曉說。
“跑馬圈水”
環保部一位官員近日指出，在西南地區如火如荼進行的水電“圈水”運動，將使西南地區的大江大河變成一座座水庫。
而隨著水電規劃的實施，金沙江流域規劃的水庫總庫容將達到徑流量的83%，長江上游地區水庫總庫容將達到河川徑流量的61%，超過國際公認40%的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警戒線，這不但對河流生態環境產生長期的影響，導致在這里生存的許多特有、珍稀魚類面臨著滅絕的命運，也對周邊的環境帶來極大的影響。同時，在這一地質構造不穩定地區建設高壩大庫，也存在著巨大的潛在風險。
那么，水電開發商們就看不到這些嗎？電力公司為什么要爭先恐后地“跑馬圈水”？
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沈可挺博士的一項研究發現，“急劇膨脹的水電投資，不完全是為了緩解短期用電的需求壓力，也不完全是為滿足長期用電需求增長。”他認為，在一些地方提升能源需求量預期的諸因素中，已出現了非理性的、超經濟的、投機性的，甚至是“訛詐”的成分。
顯然，這里有一些特別的利益。
其中之一便是水電的“低成本”優勢。據沈可挺介紹，從電站（電廠）建設的固定成本來看，水電每千瓦造價在7000～10000元之間，30萬～60萬千瓦國產機組的火電單位造價為5400～6300元，進口66萬千瓦機組火電為7200～8200元，水電比火電高出約40%。
但考慮到國家對環保控制要求的提高，火電用于脫硫、脫硝、除塵等方面的資金支出可能會占到造價的三分之一，水電、火電的造價將逐漸接近。而從運行成本角度看，火電的燃料成本占發電成本的60%以上，2004年，火電運行成本平均約0.19元/度，水電僅0.04～0.09元/度，水電成本優勢顯著。
問題是，為什么水電成本那么低呢？沈可挺指出，水資源對水電開發商來說，是一個無需付費的資產。從理論角度看，典型的工程水利的思維是：在大江大河上建壩截水即自動擁有水資源使用權。
“實際上，這是用工程改變了水資源原來的使用方式，并以此改變了利益格局。”沈可挺說，這很像一場“政變”，將水流的控制權易手，由某家開發商占有這個低成本發電利潤之源。
這種行為的排他性是很強的，在這里，各家的競爭主要不是技術、經營能力，而是搶奪和占住這個權利的本領。
這也正是大大小小的水電開發商紛紛爭搶水資源的真正原因。
水電開發商們“豪賭”，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即便是電站投資嚴重透支了，最后也會由國家來“托底”。
張曉指出，經驗數據表明，水電工程往往是超預算的，規劃人員往往忽視許多成本因素，如潛在的施工難度、移民成本、環境影響等。據介紹，在考慮了物價因素后，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由世界銀行投資的70個水力發電站中，平均超預算30%。
6月24日，審計署發布的《2008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報告》中也披露，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實際完成投資累計超出合同金額10.97億元。
“國內一些水電工程多采取‘釣魚’手段，立項后不斷追加投資。”張曉說。
生態之憂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曾多次深入西南腹地調查水電建設和沿江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他發現，由于水電缺乏調節能力等固有缺陷，對西南地區大江大河的過度開發，正在當地引發高耗能產業的膨脹。而建立在廉價水電基礎上的高耗能產業，給當地的環境和社區已經帶來嚴重影響，由此制造的巨量能源需求，大規模消耗江河開發所產生的電力，直至導致新一輪電力短缺，而電力短缺又會引發更大規模的水電開發。
一位云南怒江州的官員曾公開表示，在水電開發的同時，利用成本較低的水電，礦電結合，就地配置高耗能和高附加值的礦產品加工工業，以電帶礦，以礦促電，將給怒江州經濟發展開拓新路。
馬軍稱，這一“面多了摻水，水多了加面”式的水電開發，將使當地在高污染、高消耗的擴張型發展道路上越走越遠，與節能減排的方針背道而馳。
據介紹，雅礱江流域水電蘊藏量極其豐富，在雅礱江流域的甘孜州、涼山州，高耗能產業也隨著水電開發的腳步亦步亦趨。其中位于二灘水電站旁的攀枝花市，就在相關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成為水電與高耗能產業結合這一發展模式的試驗田。
經過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發展，如今，攀枝花市已經建設起省級“高耗能工業園區”，高耗能產業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當地的龍頭產業。只是近兩年，在國家嚴控高耗能產業的背景下，這一園區才更名為“攀枝花釩鈦工業園區”。
馬軍還發現，由于高耗能產業的迅速膨脹，在攀枝花市，僅攀鋼、攀煤、川投電冶、威力鋼廠、玉典公司等五個用電大戶，其用電量就占該市全部售電量的85%以上，電力供應日趨緊張。“在二灘水電站建成、水電供應大量增加的情況下，攀枝花市的煤炭需求量反而在加大。”馬軍說。
攀枝花市統計局《攀枝花工業結構調整研究》2006年第12期稱：“2005年全市生產原煤998萬噸，消耗原煤1491萬噸。在現有工業結構下，攀枝花煤炭生產能力已經滿足不了全市對煤炭的需求。近年來，火力發電用煤需求大幅增加、煉焦企業無序發展、運輸緊張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煤源緊張，出現了‘群鳥爭食’燃料的局面，攀枝花煤炭庫存頻頻告急，數次低于警戒線，煤炭供應成為全市工業經濟發展的瓶頸。”
馬軍稱，水電本身雖然不涉及污染排放，但水電所催發的高耗能產業不但能耗高，而且其中很多產業污染排放也很嚴重，諸如電石、黃磷等產業。
“近年來我們在西南大江大河流域考察的過程中，除了為密集的水電項目所震驚，也常常驚異于峽谷里那一座座噴云吐霧的企業。”馬軍說，這些規模大小不一的高耗能企業，排出的煙塵常常把原本山明水凈的峽谷搞得烏煙瘴氣。
“事實上，西南地區已經陷入了‘開發水電-引進高耗能產業-大量消耗能源和排放污染-更多地開發水電等能源資源’的怪圈，很難自撥。”一位專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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