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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治理亟須三位一體 |
| 來源：中國科學報 作者：喬新生 時間：2019/11/26 |
據報道，近日騰格里沙漠邊緣再現大面積污染物，污染總面積達12萬平方米左右。目前現場正在進行污染物清除，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共清挖固體廢物及污染土壤超5.3萬噸，均被裝袋封存，待屬性鑒定結果明確后再采取相應的處置措施。
這個消息人們似曾相識。2014年騰格里沙漠大規模排污事件曾震驚全國， 8家涉事企業共承擔了5.69億元的環境修復費用。但這一切似乎并沒有讓人警醒。
我國企業偷排偷放問題屢見不鮮。在省份、市縣交界處等監管力量薄弱的地方，一些企業白天不工作卻在晚上上班，一到夜里工廠就大冒黑煙、亂排污水。有的企業在開采礦山后，把裸露的山體刷上綠油漆，以此來進行“修復”;還有的企業把污水儲存在河邊，下雨時讓河水把污水“帶走”……
人們不禁要問，在實施了“史上最嚴”《環保法》之后，在我國環境保護法修訂加大對環境違法犯罪行為懲罰力度之后，為何還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環境污染事件呢?
道理非常簡單，我國雖然制定了世界上最完備的環境保護法律制度體系，可是，我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并沒有形成完整的科學治理體系，當然也沒有形成合力。這就導致我國環境保護領域出現了非常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是不斷加大對環境污染違法行為處罰的力度，另一方面各種環境污染案件卻層出不窮。
騰格里沙漠邊緣地區的環境污染不是個案，長江沿岸先后查處多起將污染物傾瀉到長江水域和長江岸邊無人區的案件。這些都充分說明，如果先污染后治理，沒有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優先位置，那么，要想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
筆者認為，在環境治理方面應強調三位一體，才能使我國的環境保護取得明顯成效。
首先，嚴刑峻法對于治理污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環境保護法》修改以及相關法律制度完善，有利于懲治環境污染犯罪。可是，如果查處的成本很高，查處的效率很低，環境保護就會顧此失彼。如果地方政府對環境污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那么，即使大幅度提高環境污染處罰的金額，也未必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一些地方鼓勵環境保護公益組織通過提起訴訟解決環境保護中出現的問題。但是，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如果當地群眾不能發自內心、自覺地保護自己的家園，那么，依靠環境保護公益組織通過訴訟解決問題，其結果依然是先污染后治理，治理投入根本不足以彌補當地居民的損失。
因此，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不能單純依靠法律，而必須建立一體化的環境保護體制機制。
其次，任何制度的實施都需要成本。我國環境保護部門之所以無法從根本上杜絕環境污染問題，是因為環境保護需要巨大的投入，無論是在前期監督預防方面，還是在搜集證據行政處罰過程中，都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單純依靠行政執法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必然會顧此失彼。
第三，環境污染實際上是利益驅動使然，環境污染企業或者個人不僅計算環境污染給自己帶來的實際效益，同時還會考慮到環境污染處罰的成本，如果環境污染沒有遭到處罰，或者環境污染處罰給自己造成的損失遠遠小于獲得的收益，那么，環境污染企業和個人就可能會鋌而走險。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從思想教育領域入手，改變傳統的發展理念，教育企業和個人面對環境污染可能帶來的收益，保持足夠的清醒，不要以身試法、通過污染環境獲取個人利益。
筆者曾經多次指出，我國環境領域制定了最多的法律，可是我國環境污染問題依然嚴重。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忽視了專家決策與群眾監督之間的聯合作用，忽視了法律制定和法律實施之間的銜接問題。在環境保護立法方面，一定要走群眾路線，而不是把環境保護的希望寄托在執法機關及工作人員的身上。
三位一體的環境保護體制機制，概括起來就是高度重視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內在的有機聯系，形成統一的法律整體，共同維護環境秩序。無論是在環境評估階段，還是在環境監督階段;無論是在環境訴訟階段，還是在環境修復階段，都應該考慮到法律制度的整體性，如果由不同主體執行法律，很可能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環境保護變成一紙空文。加強立法的同時，必須確保在執法過程中多管齊下，一方面追究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另一方面通過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動員群眾，開展群眾性的環境保護運動。
可以設想，如果群眾的環境保護意識高漲，那么，他們就會自覺地行動起來保護自己的家園。反過來，如果當地群眾對保護環境沒有自覺性，環境污染問題就很難得到有效解決。
在環境保護問題上，必須標本兼治多管齊下，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我國環境保護制度真正貫徹落實，也只有這樣才能依靠市場主體的自覺性以及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建設良好的生態文明。
具體到此次騰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由于沙漠生態環境特殊，生長著許多特有的植物和動物，筆者呼吁一定要科學評估這起非法排污事件對當地生態環境的直接破壞和潛在影響，采取科學的環境修復措施，盡快讓當地生態環境恢復正常，還人民群眾一片美麗的“凈土”。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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