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功利主義心態將新能源開發簡單化為今后兩三年內走出經濟危機、拉動經濟增長的工具，而應將其視為長期內保障能源安全、實現能源供應多元化的重大戰略舉措，并提升到適應低碳時代中國城鄉居民生活方式的高度。
國家能源局相關負責人日前表示，醞釀已久的《新能源產業振興和發展規劃》已上報國務院，并將擇機出臺。據悉，根據規劃，到2020年，除水電外，可再生能源占中國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有望從目前的1.5%升至6%以上。
對于新能源開發的重要意義，無論怎么強調都不為過。縱觀人類歷史，第一代能源煤炭和第二代能源石油，曾幫助英、美、德等國實現國力的質的飛躍。對于目前中、印、巴西等新興大國而言，越早投身于下一代能源的競逐，越有利于其在未來的國際體系中奠定優勢地位。
從當今全球視角來看，以生物質能為代表的新能源在經歷2007－2008年的短暫繁榮后，經過半年沉寂，重又勃興起來。前一波新能源熱是建立在滿足公眾普遍需求基礎之上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而現在這一波新能源熱則反映出以奧巴馬、朱棣文為代表的少數精英分子的政策偏好，并且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
而當前中國高調重視新能源開發的背后，更多是基于現實的戰略考慮：
其一，出于對國際原油價格重新上漲的擔憂。由于歷史上石油長期自給，中國未受到上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因而無論是企業還是居民對降低能源依賴的重要性都缺乏直觀認識。而2008年國際油價的瘋狂上漲無疑給了中國一次極大的心理沖擊。
其二，客觀上中國也存在開發替代能源的需求。近幾年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四處尋找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動用了巨大的外交資源，同時也投入了相當多的外匯儲備，使得中國對外獲取能源的邊際成本變得越來越高昂。而新能源大多是可再生能源，是內化解決這一問題的良方。
其三，中國經濟正面臨一個潛在威脅，即未來歐美很可能聯手，以碳排放為借口，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額外關稅。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與美國相當，由此也導致美歐，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要求中國承擔更多減排義務的聲音越來越高。如果我們將最近半年內成品油定價機制、燃油稅的接連出臺，以及即將公布的天然氣定價機制和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等一系列事件看作一個整體，無疑能夠理解政策制定者對此所抱的強烈危機感和緊迫感。
對于中國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雖然詳細內容尚未公布，但我們大致能從有關方面透露的點滴信息中了解到其大致輪廓：未來十年內，國家準備投資超過3萬億元的資金，推動包括水電、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
然而，要振興新能源產業，障礙還有很多。
首先，如何保持新能源開發投入的連貫性，避免機會主義心態。對于尚處于嬰兒期的新能源而言，與石油、煤炭等成熟能源相比，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后發劣勢。例如，成本和價格偏高會妨礙其推廣應用；而相關產業的路徑依賴和利益集團的阻力也不容忽視，這在國內汽車行業表現尤為明顯。為此，除了政府對新能源相關產業進行政策扶持外，推動“節能減排”的公民社會運動健康發展也非常必要。
其次，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如何保持傳統能源與新能源的發展比例，以及如何在各種新能源之間保持一個最優的投入比。同時，還有一個如何協調新能源與其他產業之間的沖突的問題。例如，生物乙醇作物與糧食作物之間的爭地現象在許多國家都是飽受非議的話題。
再次，對于民間資本如何進入并發揮作用要有可操作性，而不使其僅僅淪為一句空洞的口號。從利益動機來看，國有壟斷企業并不歡迎來自新能源的競爭，即使逼不得已，也要把新能源開發的主動權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例如，目前在風力發電領域，基本為大唐、國電等“國字號”所壟斷；而在生物質能源領域，除少數外資進入外，中糧和三大石油巨頭也成為主導力量。
最后，也是筆者最希望強調的，不能以功利主義心態將新能源開發簡單化為今后兩三年內走出經濟危機、拉動經濟增長的工具，而應將其視為長期內保障能源安全、實現能源供應多元化的重大戰略舉措，并提升到適應低碳時代中國城鄉居民生活方式的高度。否則，就很可能成為地方政府追求政績的新目標，導致一哄而起、低水平重復和盲目開發等后果，造成土地和資源的耗費。
對于新能源開發，我們不能坐失良機，但也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為了突出新能源而刻意貶低所謂“舊能源”對于中國能源安全的現實意義。
|
京公網安備1101110200083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