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
觀點：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中國經濟的老話題，也是中國經濟的大問題。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平穩較快的發展，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要從依靠投入增加的外延（粗放）增長方式向依靠效率提高的內涵（集約）增長方式轉化，走出一條符合于我國國情的節約型發展道路。
不顧資源稟賦情況去搞什么“結構重型化”，只能是“揚短避長”我國的第九個五年計劃（1996～2000）中提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口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這種調整大多針對外延增長方式的結果，而非其原因。造成外延增長的一些重要的體制上和政策上的因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例如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圖配置稀缺資源的權力仍然很大，政績考核仍然以產值增長作為最主要的指標，土地、淡水、勞動、資金等生產要素價格的高度向下偏離保持未變等等。在這樣的制度條件和政策環境下，“十五”計劃（2001～2005）提出以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為主線，不少地方政府就不顧本地是否具有比較優勢，把經濟結構的優化定位于“重型化”，運用自己支配重要經濟資源的權力，大力發展高耗能、高資源密集和高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
經濟結構優化，意味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它的基本原則是“揚長避短，發揮資源稟賦的優勢”。我國資源稟賦的總體情況是：勞動力豐富、自然資源緊缺、資本資源短缺、生態環境脆弱；大多數地方的情況也必然如此。如果各個地方都不顧自己的資源稟賦情況去搞什么“結構重型化”，那么恰好就是“揚短避長”，結果是資源瓶頸約束迅速凸顯、生態環境惡化，以及由于重化工業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薄弱而加大增加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重化工業無效投資形成銀行不良資產而蘊涵著金融風險等。
發展經濟學不存在這條“定理”
為什么會把結構優化和結構升級理解為重型化？一條重要的根據，是認為各國工業化都必須經過一個以發展重化工業為主的階段的“定理”。其實發展經濟學并不存在這條“定理”。它只不過是先行工業化國家19世紀早期發展階段經驗數據的機械外推，是一條名副其實的“舊型發展道路”。
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早期發展階段，經濟的發展靠的是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所以存在著農業與工業之間此消彼長和輕工業對重工業的比重不斷下降這兩種重要趨勢。20世紀初的某些經濟學家根據這種趨勢預言，到了工業化的后期階段，重工業將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可是歷史的事實是：第二次產業革命以后的現代經濟發展走出了一條新的道路，這就是不是靠物質資本投入的增加，而是靠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效率提高支持增長的道路。
為什么各國的現代增長能夠做到這一點？第一，旨在改進專業技術的科學研究機構和教育制度的建立，使科學研究成果為基礎的技術進步大為加速，為效率提高開辟了無限廣闊的領域；第二，服務業在20世紀初異軍突起，很快超越工業成為先導部門，這不但為降低物質生產成本起了積極作用，而且為降低在總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成本開辟了道路。第三，20世紀后半期發展起來的現代信息技術向各個產業和各個行業滲透，帶來了社會整體效率的大幅度提高。
十分明顯，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決不能循著先行工業國早期的發展模式亦步亦趨地爬行，非要等到碰壁以后再去自己尋找新路，而是要充分發揮我們的后發優勢，汲取先行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的經驗和教訓，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節約型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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