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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愿意在污氣濁水、災病頻仍中生活？誰愿意給子孫后代留下一個滿目瘡痍的世界？誰都不愿意。誰不向往藍天白云、青山綠水、清風沃原？誰都向往。可為什么還有企業在或明或暗地排放污氣、粉塵、毒水？為什么礦山被掠奪性開采以至危難頻發的新聞不斷？為什么大量出口的廉價商品還在以高耗能、高耗材、高排污的社會與環境為代價呢？
知易行難啊。
我們國家順乎世界大勢、尊重人類公益，越來越明確和堅定地提出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建設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經濟，爭取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實現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之后，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道理日益深入人心，但是看一下周圍，不少地方不還是在以犧牲資源環境及人和社會的安全為代價招商引資上GDP嗎？回看公民自身，有幾人能把生活垃圾分類處置養成習慣？連筆者也是想做而不能做到。
可見，節能減排要化為全社會自覺行動，實在大不易啊。
一不易，在于企業轉變經營方式難。在我國大部分地區，粗放型經營方式、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仍有其生存乃至一定時期內發展的必要性；而提升資本、技術含量，實現清潔、高效生產所要跨越的種種高門檻，是許多企業難以甚至無力跨越的。要是一刀切地強制實施節能排污環保標準，很多企業就得關門，而由此產生的投資損耗、工人失業的經濟社會代價，不是企業所能承受的。
二不易，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難。長期以來，各地發展奉行的實質方針是速度第一，以GDP為中心。區域、地方之間的先天發展落差引致的過度競爭，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將發展質量、環境保護、資源節約、民生保障置于后位，由此形成了以快發展為軸心、以招商引資為抓手的思維、行為和管理模式。假如，招商引資限制繼續收緊，不少相關官員將無所措手足，政府工作將頓失重心。而且人們接著會問：既然經濟工作主要是市場的事，那養那么多經濟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有必要嗎？此事關系政府改革了，難。政府若不改造其結構與功能，在它主導下形成的經濟增長方式要改，更難。
三不易，在于公民的環保意識的建立與踐行難。“只掃自家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這種相當深刻而普遍的小農意識是建立公民意識、公民道德、現代社會的無形頑敵。何況生存壓力、競爭壓力之大迫使許多個體公民以自愛、自保、自立為先而遑論利他、愛他、助他。而公民道德若不能普遍確立，則益世利后性的節能減排、環境保護事業將無從著手。以目前我國的情形而言，這種對公民的環保意識的啟迪和教育，顯然還不能與世界趨勢相同步。
制約節能降耗與環境保護的消極因素，還有財力、技術、政策等等許多方面。但根本的原因要反躬自問人的本身：人是大自然中最活躍的創造力，又是最強大的破壞力；人在利用自然創造福利的同時破壞著自然。只有當創造之利大于破壞之害，而且這種遺害能被自然消解，或者加上人的反哺能幫助自然一起消解這些遺害時，人的創造才是有益于包括人在內的大自然恒久生存發展的，才是有正向意義的。同樣，節排環保，抓住了人和人合體這項工作的關鍵所在，就明白了難在何處，從而行動方向也就明確了：
首先，強化保護環境、維護自然和諧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首要環節。作為規模化生產力的載體和擁有者、使用者，企業是改造或“破壞”自然的主力，當然必須為自己創造謀利所衍生的破壞承擔責任。這種承擔一部分是間接的：通過增繳環境稅讓政府去做企業做不了的環境修復；另一部分是直接的：主動優化產業、產品、技術結構，從資源節約、節能減排、環境友好的高度和維度，去科學安排生產、流通各環節，力爭使本企業創造的社會總效益大于自然負效應。承擔這種社會責任，首先應當是企業主的主動自覺行為，是企業主自身公民意識、公民道德、公民責任的組織表現。應當得到社會的公開、經常性評價。當然，到一定時候也應當是強制性行為。企業主和企業家成為社會責任的楷模，節能減排、環境保護工作就有了成功的一半。
其次，強化社會公民的環保權利、義務和責任是節減環保成功的基礎。作為消費者，公民個體消費的質量、數量、形態、方式等等反過來又影響生產和生產者行為，奢侈型大規模快速消費勢必拉動生產環節進而增加對資源、能源、環境的壓力，反之，則可減輕對自然的“破壞”。消費者必定產生消極剩余，他們應當把爭取環境無害化的責任無條件承擔起來。此外，公民應當將環保道德素質延伸到“企業公民”的責任體系中去，這些責任和義務若能對應一定的權利并使公民完整分享，將能使社會普遍提升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的公民意識，而公民意識的增強是促使所有家庭、單位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的必要前提。
其三，轉變政府職能以轉向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為主，是推進節減環保、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關鍵。迄今為止，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產業布局、經濟走向上擁有重大影響力。只要政府仍以經濟快速增長為首務而不以“好”字當頭，則再多的財力投向環境和民生，也不可能抵消“破壞”帶來的自然傷害，更不可能實現人和自然的和諧。因此，根據國家戰略調整優化產業結構，使之走向高級化和服務經濟，較少、較優地利用自然資源，應當成為調控經濟的方向。對此，政府要學習把精力、財力、物力和各種公共資源更多地用于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包括服務于個體與單位等所有“社會公民”。在能源資源特別缺乏、環境特別惡劣的地區，應當堅決貫徹國家主體功能區差別發展方針，寧可移民他鄉，也不能讓一方凈土繼續被破壞。
最后，對自然人和法人環境行為的法制化規范，是實現節減環保的保障。面對環保“瑣事”，人是有惰性的，而法人有趨利性，道德、責任的約束常不足以制約利益驅動下的反自然行為，從而相應的法律法規約束非常必要。這一進程已得到重視，但是速度需加快，力度需加大，規范需細化，執行需強化。單靠環保總局的“旋風”陣陣，掃不盡旋風吹散的違規違法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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