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升級的日本核危機，令世界上核電在建規模最大的國家——中國陷入一個尷尬的兩難境地中。
上月中旬舉行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并在核安全規劃批準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
此舉對于中國核電的“殺傷力”，還有待這個正在制定中的核安全規劃出臺后才能判斷。然而，中國能否順利完成其2年前提出的“到2020年實現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例15%”的目標，則陡增變數。
核電放緩？
此前，來自國家能源局的聲音多次強調，在完成非化石能源占15%這一目標中，水能和核能起著扛鼎作用，其中，核能的發展速度尤其引人注目。
剛剛公布的“十二五”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要開工建設核電4000萬千瓦，再加上在役和在建的超過3000萬千瓦核電，即便考慮到核電的長建設周期(“十三五”期間開工的核電站可能無法在“十三五”期間具備發電能力)，到“十三五”末，中國也將至少擁有7000萬~8000萬千瓦核電裝機，是當下在役核電裝機的7倍還要多。
目前業界普遍認為，中國到2020年的電力裝機規模可達16億~18億千瓦，這意味著，核電裝機屆時將占電力總裝機的5%左右，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也將達到4%左右，即15%的非化石能源消費中有接近4%由核電完成。
這一規劃雖然可能受上月中旬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影響而有所調整，但其中折射出來的信息，正是中國對于核電的倚重。然而，日本的核電危機，則給了快速發展的中國核電當頭一棒。
新能源專家、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表示，日本強震帶來了中國發展核電的不確定性。
“在傳統能源進一步枯竭、風電和光電還不穩定且價格偏高的時期，核電曾被寄予厚望，其過渡的作用不可替代。”李俊峰說，核電規劃修改后，將可能提高核電的建設成本，并使得能源結構中火電的比例上升，有可能對2020年的碳排放目標造成壓力。
國家能源局相關人士同樣認為，如果中國核電發展步伐放緩，短期內很難依靠水電和風電等彌補這部分空缺，甚至2020年中國的單位GDP(國內生產總值)碳減排指標(到2020年相對于2005年碳強度指標下降40%~45%)有失守的危險。
不會大變
這正是中國面對核電危機的兩難困境——如果放棄核電，節能減排目標必將失守，如果堅守核電，其道德與政治風險則分外凸顯。
中國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選擇。除了緊急叫停核電項目審批之外，在總量目標上，可能也會出現微調。
中國電力[1.69 0.60%]企業聯合會專職副理事長魏昭峰在近日舉行的2011年經濟形勢與電力發展分析預測會上便透露，中國的核電發展思路將由“大力”發展改為“安全高效”發展，2020年規劃裝機目標則有可能調低至少1000萬千瓦。
而今年年初剛剛卸任國家能源局局長的張國寶近日接受采訪時則表示，日本的核電危機不會影響到中國發展核電的整體戰略，提高核電在能源供給中比重的大方向不會改變。
“難道因為空難，人類就不要發展航空了嗎？”他說。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也在近日表示，中國將繼續推進核電發展計劃。
對于中國來說，放棄核電確實是一個難以作出的決定。這是因為，核電穩定而高效的特性，決定了其在“新能源”領域的“主力軍”地位。
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的統計，截至2010年，中國核電裝機為1080萬千瓦，約占中國總電力裝機容量的1.1%，而其發電量則達到770億度，占全國總發電量的約1.8%。在所有的新能源系統中，核電是唯一能夠實現發電量比例高于裝機比例的。
作為對比，中國的風電，到2010年年底的并網裝機容量為3107萬千瓦，然而其發電量則只有500億度左右，風電系統幾乎是以核電裝機的3倍，才發出了只有核電發電量三分之二左右的電量。
盡管如此，解振華還是表示，部分核電項目可能會因為日本核事故受到影響。
此前，中國的湖南、重慶、陜西、甘肅等地均有核電站正在選址，現在這些核電站將可能被重新評估，因為這些地區過去曾經發生過地震，或者與過去地震所在地比較近。
而世界和中國會不會因為日本強震而第三次走入“核冬天”，從目前來看，依然要根據日本事故核電廠的最終走向，方能確定。
水電難補
其實，在中國非化石能源占15%的目標體系中，水能的地位比核電的還要高。
對于水能這種已經成熟且可大規模開發的清潔能源，張國寶在卸任能源局局長前就曾在多個不同場合表示過，在非化石能源的15%占比中，有一半需要靠水能來貢獻。
然而，目前中國核能發展放緩的可能性，則是已被寄予厚望的水能所無法填補的。
李俊峰說，“十二五”期間，中國每年平均發展水電最多也就是達到2000萬千瓦上下，很難再有更多的余量來頂下核電放緩之后出現的新能源缺口。
而對于中國的能源決策者而言，每年新增2000萬左右水電裝機，并非是一個輕易就能完成的任務。
關于中國水電的發展，近幾年一直爭議不斷，特別是圍繞著中國對于西南流域的水能開發，近幾年一直是媒體熱點。
作為世界上水電裝機最多的國家，中國一方面被認為水能的開發還不夠徹底，與發達國家的水能開發達到70%~80%不同，目前中國的水電開發程度則只有30%左右。
但另一方面，環保組織則批評中國在水電方面表現激進，對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乃至移民保護都缺乏考慮，應避免重走西方國家曾經走過的彎路。
然而，經濟轉型和低碳減排任務壓頂，中國在今年年初的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還是明確提出，“十二五”期間，將在保護生態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積極發展水電，爭取到“十二五”末，水電在一次能源消費中所占比重達到6.5%左右。
張國寶更是曾提出，2011年要加快開發水電，確保新開工規模達到2000萬千瓦以上。他在另外一個場合曾表示，希望到2015年可以將中國的水電裝機提升到3億千瓦以上。
中國之所以在水電建設這個問題上顯得如此迫切，主要是由于水電的建設周期較長，要讓水電站在2020年之前具備發電能力，就必須保證這些水電站在未來5年當中都要開工建設。
因此，按照最樂觀的估計，到2020年，中國的水電裝機將可以達到4億千瓦，而目前業界普遍的看法是可能達到3.5億千瓦左右。屆時，水電將占據總電力裝機的20%左右，占一次能源比重的8%~9%。
但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水能雖是可再生能源，卻也有其總量的限制。中國可開發的水力資源是5.42億千瓦，但有些雖然有能量，但是太偏僻了，不適合開發，實際上，最多可用的水電裝機也就在4億千瓦左右。
換而言之，4億千瓦就是中國水電的天花板，將這些水能開發完了之后，不可能再有大規模的水能可供開發。
這也就是為什么水能作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系統中的“老大哥”，其目前的能源供應量雖比核能多，但一旦核能放緩步伐，水能無法取而代之的根本原因。
“風”“光”無限
在此番日本出現核泄漏事故之前，中國對于東部電力負荷中心的電力供應是這樣設計的：嚴格控制東部地區新增火電項目。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地區不再布局新的燃煤電站。所需電力通過西部輸電解決，或者以建設核電、燃氣電站為主。
不過，在目前核電前景不明的背景下，燃氣電站也可能受到影響。
李俊峰表示，日本電力結構中約三分之一由核電供應，隨著核泄漏發生，其短缺的電力將由天然氣暫時取代，而其連鎖反應則是在全球范圍內推高天然氣價格，這對于有心提高天然氣在能源結構中比例的中國，無疑是一個壞消息。
因此，作為日本核泄漏事故的連鎖反應，中國將有可能較大幅度提高風電乃至光伏發電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
李俊峰3月30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五屆中國新能源國際高峰論壇上透露，國家發改委和能源局正在就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提出一些新的目標，其中，光伏裝機容量2015年和2020年的新目標可能分別增至1000萬和5000萬千瓦。
而此前，未公布的新興能源振興規劃中確定的這兩個目標分別為500萬和2000萬千瓦。這意味著“十二五”指標將提高一倍，業界熱盼已久的光伏國內市場，有望在未來5年得到實質性啟動。
風電也可能是此輪核電危機的“受益者”。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施鵬飛表示，一旦核電出現放緩，風電一定要“頂上來”。
目前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風電裝機大國，而在中國雄心勃勃的風電規劃中，到2020年中國的風電裝機將至少達到1.5億千瓦。
施鵬飛表示，到2020年，僅全國8個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的總裝機容量就將達1.5億千瓦，再加上其他地方的風電，總裝機容量將超過2億千瓦。
而來自產業界的聲音——不管是國內最大的風機制造商華銳的董事長韓俊良，還是此前多年的風機制造“一哥”金風科技[20.58 -0.34% 股吧]的董事長武鋼——他們都傾向于認為到2020年中國的風電裝機有望突破3億千瓦。
有意思的是，產業界的預測往往比政府或專家的要準確。早在2009年，當許多人都在爭論2020年的目標要不要定到1億千瓦時，企業代表們普遍認為屆時中國的風電裝機將超過1.5億千瓦——這個目標后來被納入了政府未公布的新興能源振興規劃中去。
電網！電網！
只不過，風電、太陽能發電會在“十二五”期間實現多快的發展，目前仍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過去的數年，中國的風電實現了連續5年增長，成績令全球矚目，并在去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吊裝風機最多的國家，但另一方面，中國的風機發電量還未超過美國，在風機發電量指標上，中國目前仍位居第二。
“并網難”一直是過去數年中國風電[0.84 0.00%]發展的最大障礙之一。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底時全國仍有逾三成已吊裝完畢的風電機組未能實現并網發電運營。
規劃滯后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最顯著的例子莫過于2007年中國發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該規劃確定2010年中國的風電累計裝機規模是500萬千瓦。
事實上，到去年中國的風電裝機已經超過4400萬千瓦，而電網則是按照此前的規劃發展，完全跟不上風電裝機迅猛發展的勢頭。
李俊峰表示，核電危機雖可能促進風能、太陽能的超常規發展，但同時也使得電網要被迫接收更多的光伏電和風電，很可能讓本就接收可再生能源存在困難的電網“雪上加霜”。
此外，不管是風電、光伏發電、光熱發電，這些可再生能源的大型電站，多數處在新疆、甘肅、寧夏、內蒙古等省區電網的末梢，一來不能被及時接入電網，二來這些地區的電網由于遠離電力負荷中心，其調節能力也存在一定局限。
中國電力科學研究員首席專家胡學浩曾做過測算，在丹麥等風電發達的國家，其風電之所以能夠占到全國用電量的20%以上，除了合理的調度技術和制度外，最關鍵的因素，還在于當地的電力裝機結構中，常規電廠總容量比例是大于電力負荷的，而丹麥與外部電網的鏈接線路所輸送的功率也大致與風力發電總量相當。
在中國的部分省區電網，這一問題則顯得非常棘手。以東北電網為例，由于坐擁吉林千萬千瓦風電基地，到去年年底，風電比例已經超過15%，并有可能很快增加到20%左右。而在丹麥，若將其風電總容量平攤到聯網同步區域中，其風電總量并不超過當地總裝機容量的15%。
由于東北電網相鄰的電網支持能力較弱，胡學浩認為，實際上已經對當地的電網穩定性構成了較大的威脅。而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西部的不少省區電網上。
當然，并非全無對策，除了加快建設電網進度之外，胡學浩認為，在大規模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過程中，通過建設一大批抽水蓄能電站，或者建設本身就具有儲能子系統的太陽能光熱發電站等，都可以有效緩解對于當前電網建設滯后帶來的壓力。
能源革命
實際上，不管是“十二五”還是以后更遠的時間內，為13 億人口提供安全、廉價、環保、可持續的能源，都是中國必須面臨的任務。
過去的20年，中國的一次能源消耗從10億噸標煤一路飆升至30億噸標煤，這一快速增長，反映的正是中國已經進入能源密集型發展階段，同時進入了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推進的時代。
對于承擔著“世界工廠”全球化分工任務的中國而言，中國面臨著雙重的能源壓力——她不僅要滿足本國民眾日益增長的對于如交通、供暖等的要求，同時也要滿足消耗大量能源的出口工業的需求。
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需求這么多的能源。中國需要有自己的能源革命。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思危所說，世界已經進入了以新能源引領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在這輪能源革命中，中國千萬不能落后。
科技部國際合作司參贊王啟明3月30日在第五屆中國新能源國際高峰論壇上透露，科技部已明確“十二五”能源戰略的支持重點，將放在新能源產業上，具體包括智能電網、煤基清潔燃料、風電、太陽能四大領域。
此外，科技部還對煤化工、電廠、鋼鐵、冶金、石化等傳統行業的二氧化碳處理進行技術研究，對傳統產業的節能減排、結構升級及技術進步予以支持；支持大容量儲能技術及設備的開發，對用電送電配電環節的電網智能化方面給予支持。
國際能源署首席經濟學家法提赫·比羅爾(Fatih Birol)接受本報采訪時曾表示，如果中國能夠擴大可再生能源的應用規模，使之足以對國內市場產生影響，并降低成本，使之達到國內市場可以接受的價格水平(即制造業所周知的“中國價格”)，那么，這些技術不久就必將在全球范圍內被大范圍的采納。
“十二五”期間，中國如何成功地將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與建立在對煤炭嚴重依賴的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相結合，建立以清潔發展為基礎的新的經濟增長模式，這不僅對中國，對世界的將來也有很深遠的影響。
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克里斯托弗·弗拉文(Christopher Flavin)曾說過，正如美國在一個世紀前帶領世界進入石油時代一樣，全球氣候的未來或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國將世界引入可再生能源時代。
而這個時代，會在“十二五”期間到來嗎？日本核電危機會加速它的到來嗎？這是日本核電危機帶給中國的一次機遇嗎？現在，回答這些問題還為時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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